邵黎黎 孙家轩

  编者按：邵力子是民革的杰出前辈，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早期交往甚密。该文作者系邵力子后人，他们访问了102岁一直居住在上海的姑母邵伟真，她向作者讲了很多有关1921年前后建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作者祖父邵力子先生的情况。本版连载此文，希望能给研究党建的专家学者提供一点参考。 

  第一章：《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

  邵力子与陈望道两家是世交，当年陈来上海是投奔邵的。复旦大学第一任中文系主任是邵力子，陈望道接任复旦中文系主任是邵力子力荐。因此，我们每见陈望道先生，他都深情地说：“没有邵力子，就没有我陈望道。”

  推荐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在1956年《从回忆党成立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1920年我到上海后，住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评论》所在处，邵力子也在这里。我们几个人都是搞文化的，认识到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建立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必要。”经过共同努力，1920年5月间，邵力子、陈望道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玄庐、戴季陶、杨明斋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由陈独秀负责，称书记。会员们经常在环龙路渔阳里陈独秀的家里开会，也常常在邵力子家里聚会研究问题，主要是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研究会和第三国际有联系，重要的事情找他们商量。和孙中山也有往来，邵力子还请孙中山为研究会写了“天下为公”的横幅题字。

  研究会成立后，大家愈来愈感到应该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读一读《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的著作，这篇短小精悍的《共产党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华。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之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共产党宣言》。

  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

  然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要成立共产党，要了解共产主义，怎可不读《共产党宣言》的全文呢？

  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时，便买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分量。他曾想翻译此书，无奈细细看了一下后，便放下了。因为要翻译此书难度很大，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

  戴季陶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他开始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得知此事后，向戴季陶热情地举荐一人，即义乌的陈望道。陈望道乃邵力子的密友，1919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陈望道在一师与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语文教师锐意革新，创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1919年底，发生“一师风潮”，浙江当局要撤换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师生，各地学生也纷纷通电声援。浙江省当局不得不收回撤换、查办之命令。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不得不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来到上海，邵力子安排他在自己主编的《觉悟》副刊任助编。邵力子深知陈望道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进修过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后来欧美未去成，却去了日本。陈望道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兴趣广泛，功底不凡，能胜任翻译《共产党宣言》。

  “望道，要请你翻译《共产党宣言》行不行？”邵力子眼瞪着陈望道的脸问道。

  “试一试吧！不行可另请高明。”陈望道回答。

  “不是试一试，而是一定要快译，译好。《觉悟》副刊，有我在，可以放心，经济上有何困难，我可以帮你解决。”邵力子有针对性地说。

  陈望道望着邵力子那信任、期待的目光，只说了一个字“行！”

  邵力子把与陈望道的谈话告诉了戴季陶，戴把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送到陈望道的手上，还请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里借来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供陈望道作为对照之用。

  艰辛的翻译之路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禾，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母亲用扫帚打扫了一下，他自已端来两条长凳，横放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了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逐字逐句斟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也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后来，罗章龙试图从德文版原著《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也深感“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为了翻译第一句话，罗章龙也“徘徊”良久。他说：“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罗章龙反复捉摸，结果仍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中文译文，然后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说明：“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罗章龙思索再三，还是采用陈望道的译文，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了。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汤婆子”。

  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泡好几回茶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水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人不同的习惯。邵力子曾去信勉励他，知道他手头经济不宽裕，也常寄点烟、茶钱给他，使他感到欣慰，就更开足马力快译，译好。

  1920年4月下旬，当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忽听得邮差在家门口大喊：“陈先生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去担任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提着小皮箱，告别了慈祥的母亲，离开了老家，前往上海，住进了三益里李汉俊家。斜对门就是邵力子家，他们经常在一起聚谈，共商宣传马列和研究建立组织的问题。

  中译本出版的坎坷

  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独秀校阅译文。当李汉俊、陈独秀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由《星期评论》发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星期评论》还来不及连载《共产党宣言》，就被当局扼杀了。

  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尚未走马上任，就告吹了。其时幸亏陈独秀来沪，《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沪，正需要编辑，于是，陈望道成了《新青年》编辑，从三益里搬到渔阳里2号陈独秀那里住了。邵力子仍聘陈望道为《觉悟》副刊助编。

  陈独秀、邵力子等除了各自编《新青年》和《觉悟》副刊外，都想方设法把《共产党宣言》付印。随着《星期评论》的停刊，局势已经显得紧张，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遭到麻烦。

  陈独秀跟维经斯基商量此事，维经斯基拿出了一笔钱作经费。于是在辣斐德路（今复兴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所——“又新印刷所”。取名“又新”，意即“日日新又新”。

  “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印了一千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在9月份再版，又印了一千册。邵力子捧着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认真地阅读着，领悟着，内心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他紧握陈望道的手感激地说：“你为我们立了一大功。”

  为了让读者买到《共产党宣言》，邵力子与沈玄庐商量，在9月30日《觉悟》副刊上，非常巧妙地发了一则新书广告式的短文——《答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署名玄庐。

  此文妙不可言，是邵力子与沈玄庐的共同杰作。故全文抄录如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的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社、《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遍。

  此文以答读者的形式刊出，而读者的名字实际上是沈玄庐和邵力子自拟的。他们提醒读者，此书“不能不看”，又强调译者如何精心翻译，而且书要再版。到何处去买呢？文中点明了地址。可是，又故意来个“障眼法”，说此书是供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看的。借用曲笔，为《共产党宣言》一书来了个“免费广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前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终于在中国响起。这本书的出版，为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送来了及时雨。

  陈望道寄赠两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给周作人，其中一本请周作人转给鲁迅。鲁迅在收到当天就读了，并对周作人说了如下赞语：

  “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是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全文，是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邵力子推荐陈望道则做了一个好伯乐。《共产党宣言》具有力透纸背、震撼人心的鼓动作用，使许多人豁然开朗，明白了许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