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中山研究在两岸学术交往中的媒介作用 

侯　杰　齐　薇 

2009年台湾“八八”水灾，数以万计的灾民沉浸在台风所带来的伤痛中。大陆同胞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同根同祖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超越了一切。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时，台湾同胞以及居住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们同样伸出援手援助大陆灾民。每当危机降临的时刻，两岸的人们心心相印，牵挂彼此。而在从传统走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两岸民众都在追寻着同样的价值：“和平”、“自由”、“民主”，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孙中山先生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将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带入到全新的民主时代。他的三民主义思想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的革命实践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

在今天，学习和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思想和斗争实践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孙中山先生，不仅在宝岛台湾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孙中山先生及其思想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孙中山研究，已经成为两岸关系得以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的重要媒介。章开沅教授充满深情地说：“中山血脉，世代绵延。”①可谓一语中的。

一

改革开放初期，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为媒介，海峡两岸的学者开始交往。多年形成的学术壁垒被逐渐打破，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主流，人员交往日益频繁，跨海讨论渐为时尚，有关研究论著在两岸不同地区发表。孙中山研究，成为两岸交流的强大动因之一。

应该说，这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大陆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研究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两岸学术交流更是难以进行。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大陆方面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开始用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研究相关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大陆学者章开沅教授与台湾学者张玉法教授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论战成为一件在两岸学术交流史上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事件，几乎是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后来，章开沅教授在《实斋笔记》中回忆说：“芝加哥会议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令是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史的编撰委员会主委的秦孝仪、李云汉，也渐渐淡化了昔日的芥蒂。1993年冬在台北重逢时，他们称我为‘芝加哥的老战友’，把酒忆旧，笑谈尽欢。同胞情谊毕竟超越了历史恩怨。”②在这次学术会议之后，两岸学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学者们所发表的研究著作和论文，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高，学术上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大陆方面，章开沅先生除了之前出版的辛亥革命研究著作以外，还主编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③等论著，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作出努力和贡献。而林增平、郭汉民、李育民等编著的《辛亥革命》④一书，在系统地介绍辛亥革命的相关成果之外，还专门介绍了关于孙中山的研究论著，特别注意到1980年代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孙中山先生研究所取得的最近研究成果，分别编入了著作、资料目录的索引，方便大陆学者们了解台湾学术动态。

与此同时，台湾学者对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取得新的突破。他们在研究中，不仅注重新史料的挖掘，而且讲求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台湾大学等著名学府的相关研究机构不断推出优秀硕博士论文，丰富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内涵，涌现出一批极具发展潜质的莘莘学子。如台湾大学李炳南的硕士毕业论文《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⑤一书就采用了理论架构法、因素选择法、瞭悟法等方法，重新考察辛亥革命的历史原因，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为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理论养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张玉法教授的《辛亥革命史论》⑥，则集中了台湾地区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大陆学者了解台湾学者有关孙中山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方便，也打开了一扇学术交往之窗。

总之，改革开放之后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逐渐成为可能，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充当了特别而重要的媒介。而芝加哥会议作为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学术沟通与交流的起点，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后，大陆与台湾的学者逐渐走到了一起。

二

自芝加哥会议以来，海峡两岸学术交往经受住严峻的考验，目前迎来繁荣发展期，双方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继续充当着重要的媒介。

随着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的了解不断增进，彼此逐渐熟悉和体认对方的观念。作为一种学术纽带，孙中山研究将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两岸，除了各自出版学术著作，发表研究论文之外，出席对岸举办的学术会议成为沟通的另外一种重要方式。自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开始，北京的中国近代史学会等单位连续组织筹办了每十年一次的纪念辛亥革命学术研讨活动，以严格的论文评选的方式来确定入会学者名单，发表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成果。毋庸讳言，这既是十年一次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也创造出发现、培养新人的契机。其中，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新作、新人不断出现。同样，每十年举办一次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以评选论文的方式确定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的参加人选，保障了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类似这样的一些举措，对于发现和推出学术新作、新人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不少今天仍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知名专家学者，多是经过这样的历练才得以崭露头角并茁壮成长的。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恰逢辛亥革命90周年，海峡两岸都举办了大型学术会议。大陆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在武汉联合召开。此次会议还收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贺信，指出我国史学界有关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是有很大成绩的。他希望学者们在这次会议上能够展开充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为推动孙中山、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⑦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共收到海内外130位学者的论文102篇，其中包括不少精心之作。此次会议对推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加强两岸学术交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在台湾，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联合筹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会议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此次会议同样受到台湾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共收到海内外200多位专家63篇论文。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参加会议，并致开幕词。他指出：“辛亥精神就是不分阶层、不分性别、不分地域共同为全体中国人找寻出路的精神；辛亥精神就是结合所有热爱国家、民族的人士共同奋斗的精神；辛亥精神就是为追求民族尊严、民主自由、民生富裕的精神。”⑧与会学者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诸多方面，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张玉法、王尔敏等一批老教授率领众多中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大陆方面的与会学者包括了老中青三代，其中既有章开沅等老一辈学者，也有侯杰教授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特别是王尔敏教授，克服眼疾所带来的痛苦与不便，对侯杰教授的论文进行了精彩的评论，并结下深厚的学者情谊。在这种交流中，既促进了青年学者的成长，又加深了两岸学者之间的友谊，同时分享了彼此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分设两岸的基金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较早成立的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旨在阐扬孙中山先生思想及奖励学术研究工作，遂广邀海内外学者撰写专书，辑为《中山丛书》和《中山文库》，并与报社合作，创刊《中山学术论坛》，以便“对促成中国和平统一大业能有所贡献”。⑨设在大陆的孙中山基金会也在大力出版孙中山先生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集、资料、译作四个系列，以便进一步弘扬其热爱祖国、振兴中华、关心人类共同进步的伟大精神，这对于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它的作用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⑩这些基金会不约而同地将研究孙中山先生，弘扬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作为两岸交往，谋求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旗帜。

同期，不同地区有关孙中山的研究会陆续出现，天津等地也都成立了孙中山研究会，并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在民革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天津孙中山研究会联合南开大学等著名学府召开研讨会，邀请台湾学者参加，交流研究心得，出版《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1）从而极大地推动两岸学者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相关学术研讨活动。

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广东省中山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加强有关孙中山的研究，出版各种研究成果，为深入开展孙中山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且为鼓励青年学生研究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特别设立“孙中山研究奖学金”，为年轻学者搭建学术平台，极大地促进了孙中山研究在年轻一代的推广。广州、武汉、北京等地孙中山研究，更为系统和深入，课题也更加广泛。其中，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等机构的学者付出长期的努力，并取得卓越的成就。他们所举办的有关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的各种主题研讨会在大陆不同地区持续举办，出版了一系列的研讨会论文集，从而推动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不断深入，使孙中山研究居于“显学”的位置。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联合主编《孙中山著作丛书》、《孙中山与翠亨历史文化丛书》等。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除了重新编辑孙中山全集之外，广东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孙中山理论专题性的著作，如《论民治与地方自治》等。书中选编孙中山阐述民治与地方自治的文章、演说、谈话、函电及有关文告、规章等，集中展示孙中山主权在民的思想，以及由人民治理国家和实行地方自治等主张。他认为这是民主国家和共和政权的必备基础。这些资料集的出版，对于两岸学者加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在研究著作方面，两岸学者勤于耕耘，硕果累累。在严昌洪教授主编的《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史论文目录汇编》中收录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中国大陆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研究的文章。在这部几乎呈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百年历史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对辛亥革命研究的综述，也有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的分析。其中，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研究居于特别重要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邀请了台湾学者参与编辑，张玉法教授承担了编撰台湾部分研究成果的重任。借助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展开，两岸学者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值得肯定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两岸交流的逐渐扩展，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出现新的面貌。

在台湾，由于陈水扁及民进党不遗余力地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孙中山研究遭到打压。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坚持自己的正确选择，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和台湾师范大学组织的孙中山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研究成果。尤为难得的是，“国父纪念馆”出版了孙中山研究专刊，以“孙学研究”名之。最近一年多来，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研究心得的途径更加顺畅。

回顾近20年来，大陆与台湾学者藉由孙中山研究联系更加紧密，未来发展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

三

在未来的两岸学术交流中，孙中山研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媒介作用。只有通过平等、交流、互助、合作，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研究及其水平才有可能达到新的境界。

在资料搜集方面。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他常年在海外募捐。正因为如此，在海外可能会有非常珍贵的、可供研究者使用的资料。这就需要大陆与台湾、香港乃至海外学者进一步联合，共同努力，将这些资料搜集、整理出来，供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使用。

在论文发表方面。孙中山研究越来越成为两岸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征文等方式使两岸学者的学术成果在对岸刊载、发表，有助于沟通学术信息，扩大学术创见的影响力。鼓励、激励年轻学者，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勇于进行研究理论、方法诸方面的创新，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撰写高质量的论文。

在学术交流方面。加强两岸学术交流，构建孙中山先生研究体系。通过两岸学者的深入交流，使研究者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对话的渠道，拓宽发展空间，使孙中山研究进入一个新局面。应该说，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加深，孙中山研究具有无限的潜力与广阔的前景，随着大陆、台湾等地一系列有关孙中山的传记、演讲、影像资料的挖掘和出版，孙中山先生的形象将更加丰满，同时带动相关研究更加丰富多彩。

实事求是地说，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为解决民族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四处奔走呼号，为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奉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他留给中华民族许多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直到今天仍受到人们的珍视。孙中山先生及其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大陆与台湾、香港乃至海外华人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特别在对台交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孙中山先生，更多的台湾学者来到祖国大陆，对祖国大陆有所了解，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实践将继续影响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在海峡两岸和平交往的今天，研究孙中山先生不仅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也多了一份责任：为祖国和平统一、繁荣发展而努力！

（作者侯杰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齐薇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助理/责编　刘则永）

注释：

①章开沅：《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史论文目录汇编·序言》，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

②章开沅：《实斋笔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8页。

③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林增平、郭汉民、李育民等编著：《辛亥革命》，巴蜀出版社，1989年版。

⑤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87年版。

⑥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版。

⑦《人民日报》，2001年10月17日第四版。

⑧《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专号），2001年，第145期。

⑨刘真：《中山先生民生主义正解》序，（台北）台湾书店，2001年版。

⑩林家有：《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序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侯杰主编：《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严昌洪主编：《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史论文目录汇编》，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