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波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生致力于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体制。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仅向我们昭示了其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和非凡抱负，更为后世留下了伟大而丰富的政治财富。“大亚洲主义”即为其中内容之一，体现了孙中山致力于人类和平事业的杰出贡献。①

近年来，国内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渐趋多元和深化，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多有涉及，主要的研究内容和方向有：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产生的背景及与其反帝思想的关系；美国“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赴日演讲“大亚洲主义”的真实意图；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当时日本国内“大亚洲主义”思潮的联系与分歧；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亚洲民族联合等。

实际上，作为一位历史进步的导引者，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无疑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先导意义，但在当代则更可以通过透视孙中山宣扬“大亚洲主义”的真实意图来挖掘其思想的现实意义，为促进今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合作相携提供启迪。本文拟通过介绍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思想表述之语境，归纳主要内涵。

一、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当时日本国内盛行的“大亚洲主义”，不仅在称谓上相同，而且在起源和某些基本观点上确实又有诸多相似之处。②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日本国内流行有两种“大亚洲主义”思潮：左翼“大亚洲主义”，以宫崎滔天为代表，主张亚洲各国在平等基础上团结合作，共同驱逐欧美侵略势力，建立民主国家制度；右翼“大亚洲主义”，以头山满、内田良平为代表，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将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在东方建立一个以日本为宗主国的军事同盟。学者李本义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受到当时日本“大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启发，并与日本的左翼“大亚洲主义”主张十分接近。但应说明的是，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结合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并从中国民主革命及亚洲民族独立解放的实际出发，形成了自身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大亚洲主义”思想。笔者以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除了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因袭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道路，呼吁中日两国携手团结共同致力于亚洲民族解放与亚洲和平外，最主要的内容还有：

1.为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倡导亚洲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孙中山极力主张亚洲民族联合一致，同西方列强坚决斗争，共同保护亚洲和平。1913年2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对亚洲受帝国主义欺凌表现出强烈愤慨：“亚洲人口，占全地球三分之一，今日一部分屈服于欧人势力范围之下。”③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东方旅馆与东南亚被压迫民族代表座谈时强调：“东亚民族处此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必须团结一致。”④同年11月28日，他在对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作“大亚洲主义”的专题演讲中又指出：大亚洲主义“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⑤

如何改变亚洲民族的命运，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孙中山认为，关键在于亚洲人联合起来，同欧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根据当时亚洲的实际情况，孙中山主要寄希望于中日两国能团结一致，领导亚洲人民为解放奋斗。他认为中国是亚洲最大之国，日本是亚洲最强之国，若两国能真正相互提携，则可以雄踞东亚，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席位，成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亚洲的强大势力。“假使中日两国协力进行，则实力膨胀，不难造成一大亚洲，恢复以前光荣之历史，令世界有和平，令人类有大同，各有平等自由之权利。”⑥

由此可见，孙中山提倡“大亚洲主义”的目的，在于倡导亚洲的联合，以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求得亚洲各民族自立于世界。

2.主张以亚洲文化为基础，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求得世界和平。孙中山从文化的视角将亚洲与西方加以划分，认为亚洲文化是一种王道的文化，主张的是仁义道德，“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惧”，“是由正义公理感化人”。而西方文化注重的是功利和武力，西方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⑦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所持的这种文化便是霸道的文化。我们亚洲向来重王道文化而轻霸道文化。亚洲的王道文化优越于西方的霸道文化，应该是维护亚洲和平，追求大同世界所应坚持的文化。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因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地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但要战胜西方的霸道文化，必须向西方学习科学和发达的物质文明。这种学习，又必须以我们固有的王道文化作基础，再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以此来战胜西方，弘扬王道文化。

因此，孙中山认为处于受压迫的亚洲具有自己的优越之处，即以仁义、和平为标志的王道文化，这恰是在反对西方列强的压迫中所要坚持的。而坚持自身的王道文化并非墨守成规，而是要同时积极学习西方的文明成就，以扬己之长，求自身之解放。

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语境分析及其内涵

所谓语境，即言语环境，是指人们在语言交际中所表达的各种言辞和不以言辞所表现的多种因素的总和。语言因素包括言辞的上下文、言辞中所运用的词语、语气等，非语言因素则指话语前提、话语的特定时空、话语情景、话语者的身份地位、心理和文化背景、语言交际的方式和对象等。

纵观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的语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大肆殖民压迫之时代，也是亚洲国家和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发展之时代。东西方民族利益的对立斗争遂成为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亚洲国家反抗西方压迫正成为时代冲突的焦点。以中国为例，当时西方列强为谋取在华利益，纷纷寻找代理，支持军阀，极大地牵制了中国共和政体的建立和国家的真正统一。而孙中山从世界政治格局的大背景着眼，认识到中国革命乃是亚洲受压迫国家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大亚洲主义”思想，呼吁亚洲国家共同联合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

2.当时的中国乃是亚洲国家中进行民主革命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中国是亚洲最大国家，且在历史上其文化、经济的发达曾对周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在亚洲国家反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仍然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已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孙中山希望两国共同携手，担当起亚洲解放的领袖，为亚洲的和平作出较大贡献。

3.孙中山倡导“大亚洲主义”乃是呼吁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压迫，求得弱小民族的解放，其目的在于民族的平等和世界的和平。所以孙中山明确提出，讲“大亚洲主义”，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就是团结亚洲民族抵抗欧洲列强压迫的问题。孙中山在其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和关心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⑧早在1905年，正在为推翻满清王朝而奔波的他就曾表示“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则举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⑨孙中山身体力行，帮助越南、缅甸、印尼等国建立革命团体。他强调，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他的革命思想也远播东南亚各国以及朝鲜半岛和南亚次大陆。

4.“大亚洲主义”应以王道文化作为道德基础，在亚洲民族反抗西方殖民求自身解放中发扬光大。孙中山认为亚洲是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亚洲文化不仅达到了很高水平，而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内涵——仁义道德。这种文化是感化人、要人怀德的文化。这种文化不赞成“行霸道”，反对压迫人，是“行王道”的文化。要造就“大亚洲主义”，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仁义道德，就是“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⑩

5.被压迫民族在求解放的革命过程中，不仅需要固守自身文化的优势，更需要慎重选择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为自身谋解放的同时，应该支持和扶助其他民族的独立解放，从而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孙中山在阐述“大亚洲主义”思想中，严肃地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参与西方列强奴役压迫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行径，并且指出，日本必须“详审慎择”，或者作霸道的鹰犬，或者作王道的干城。如果日本作鹰犬则中日两国从根本上不能相容，如果作王道的干城则必须改变追随列强侵略的政策而另树一帜，真正站到亚洲被压迫人民的一边，援助中国和亚洲各国反对西方强权的斗争。（11）

综上所述可见，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内涵是从争取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出发，倡议亚洲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亚洲国家必须固守和发扬自身文化的优越之处，以此作为团结斗争之基础，同时学习西方之长处，审慎选择自己的文化发展方向，以求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解放和平等。

（作者系民革上海市委会副主委、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责编　刘则永） 

注释：

　　①李本义：《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江汉论坛》2005年11期，第83-87页。

　　②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6卷，2006年，第1-13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6页。

　　④《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0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9页。

　　⑥同上，第405页。

　　⑦同上，第405-409页。

　　⑧李本义：《孙中山对亚洲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及其意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3卷，2006年，第490-492页。

　　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

　　⑩任浩：《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5期，2005年。

11焕力：《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和后期反帝思想》，《内江师范学院院报》第21卷第5期，2006年，第6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