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抗战故事主人公刘俊明，民革长沙市开福区二支部党员。1919年11月出生，山西太原人，1937年高中毕业。日军轰炸太原时，全家人失散，独自爬上火车出来逃难。在河南参加抗日敢死队，被派到湖南长沙受训，考入黄埔军校14期通信科，学习无线电。后任江南无线电台台长，曾经历长沙会战、衡阳会战、芷江受降。1949年后在长沙第八中学教书30多年。

      2014年长沙电视台拍摄《不能忘却的记忆——长沙抗战遗址保护系列篇》，抗战老兵刘俊明老兵接受记者采访，讲述烽火年代的抗战记忆。 

刘俊明：亲历芷江受降

　　我参加抗日战争，经历过长沙三次会战，衡阳的保卫战，一直到日本投降，到芷江参加投降仪式。

　　长沙会战时，我们是随着指挥部跑。两次长沙会战，日军最怕我们的大刀队。但是他有飞机，有坦克，有战车，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办呢？就晚上派大刀队冲进去，冲进去先把卫兵搞掉，然后就是拿大刀来砍，所以日军有点招架不住。公路当时被我们切断了，退路也没有了。最后他们还是只有退，前进也前进不得。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我带着电台从湘潭取道株洲转移，走到株洲一个小村庄，看到一个日军带的一个小队过来了，他们也是往株洲方向跑。他们一旦发现我们，肯定是要开枪的。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形势，退也不行，进也不是，便要所有的人都隐蔽。隐蔽起来了我就跟排长讲，我们集中打他的小队长，日军都是小队长带头。我们几十支枪一起对着小队长打，打中他以后，其他的兵就乱了。我们又对着士兵打，几十支枪不停，最后只跑了一个日本兵，其他的全部消灭了。当时日军有20多人，我们有30多人。后来，我们就把他们的枪支弹药都收缴了，我还立了一功，有一个奖章。“文革”一抄家，红卫兵就把这奖章抄出来了，这个是反动证件，就搜去了，后来“平反”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不幸的是到了株洲以后，日军飞机就来了，一下把我的腿打穿了。我在后方医院待了一个礼拜，伤口开刀，缝线。

　　在衡阳，我们驻扎在衡阳鸡窝山。第九战区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就分开了，从衡阳这边就改成第六战区，衡阳到耒阳就改成第九战区。第六战区开始的司令长官是陈诚，后来换成了商震。我得到部队的信任，当一个电台台长，那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当的。国民党军令部部长是徐永昌，他是山西人，跟我是同乡。他很欣赏我，把我提升为中校。本来按照国民党的规定，少校都要30岁以上，中校呢要立了什么功才能当，但是我20几岁就当了中校了，大概26岁的样子。

　　衡阳保卫战，防线的最后一封电报，是我发的。衡阳这一战是最重要的一战，日军要搞太平洋战争，在衡阳牺牲最大。

　　日本投降时候，我当时是在洪江。洪江离芷江没多远。因为我是电台长，最早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洪江那边是第4方面军，王耀武是参谋长。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日本投降了。“啊?靠得住吗?”“靠得住。”后来王耀武司令官，还有几个幕僚人员，带着我的电台就到芷江。日军在芷江投降，何应钦部长也来了。

当时，我的心好兴奋啊。去了那以后，第二天就开会。日军是坐飞机来的，一下飞机就给我们行礼，再不是那个凶恶的样子了。日军主要就是交代他们在哪些地方设点投降。日军投降完全是规规矩矩的，你要他怎样就怎样。我那时就是负责发报，就报这些消息给重庆。（选摘自《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