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抗战故事”主人公邓横波，民革长沙市雨花区二支部党员。1917年出生，湖南华容县人，黄埔军校第15期步科，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76军24师72团，抗战期间先后在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等地与日军作战。现居湖南长沙。

一

我的祖籍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祖辈因生活所迫在清朝末年迁徙到洞庭湖畔围湖开荒垦殖。祖父与父亲辛苦耕作加上经商置地，亦工亦农，家境渐渐殷实。1917年我出生在华容县，小地名叫鲇鱼须。兄弟四人，三个哥哥都务农，父母疼爱幼子，送我入私塾读书识字，后来到武昌两湖书院启黄中学念书。

1937年，我高中尚未毕业，“七七”事变发生，日寇加快侵略中国，东北、华北先后沦丧，上海、南京也相继沦入敌手，战火燃遍全国。国民政府西迁，国家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亡之中，全国民众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热潮。我当时正在武汉读书，经常参加各种集会、聆听演讲。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决心投笔从戎救国，遂考取黄埔军校15期步科，编入五总队十大队第八队，在西安王曲学习训练。1940年下半年毕业，分发到76军24师72团任见习排长。

二

当时正是抗战相持阶段，日寇得到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侵略轴心国同伙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的鼓舞，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山西中条山地区我军阵地，阴谋全歼守军。形势十分危急。

我所在的部队负责守卫黄河三门峡到陕州一线，策应中条山战役。最难忘的是保卫黄河，与日寇对峙。当时黄河上还没有大桥，水流湍急，不利于船行。日寇在平陆县乘橡皮筏渡河进犯，我当时是机枪连的排长，带领战士们用机枪专打敌人的皮筏，皮筏子被打坏后漏气下沉，不少日本鬼子葬身水底，多次进攻被我们击退。冬天，黄河结冰封冻，冰上可以跑车过人，日寇从冰上渡河来犯。我们想了个法子，到了晚上就带领战士，用铁榔头砸破冰面，不让河面封冻，鬼子只能望河兴叹。有趣的是，砸开冰面后，不少活蹦乱跳的黄河大鲤鱼跃出冰面，这意外的收获既活跃了军营生活也为我们改善了伙食。

1942年，76军奉命入川补充远征军，补充兵员后，1944年又调到湖北，在当阳、荆门、宜昌对日作战，隶属于第六战区。在秭归到神农架的崇山峻岭中与日寇周旋。我在战斗中升任排长、连长、营长、团副。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与我军对峙作战的敌120师团在当阳、97旅团在荆门向我军投降。8月23日，我作为团副负责受降97旅团的两个连队，接收武器、物资，遣返战俘及随军家属、慰安妇共计6000余人，安排车辆和船只送到汉口，集中回国。当年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如今从旅团长到普通士兵，解除武装、缴械投降，无不垂头丧气、服服帖帖，再也没有当年的耀武扬威。正义终于打败邪恶，强权总归要服从于公理，我们中国人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强盗，报仇雪耻、扬眉吐气！我们在沙市接管日军的一个劈刺训练场，场内竖满血迹斑斑的木桩，听附近的老百姓告诉我们，残暴的日军经常用我军的战俘和无辜百姓绑在木桩上作为练习劈刺的对象。日本投降后，老百姓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恨之入骨，扬起扁担锄头追打战俘，我们常常要耐心说服、劝阻制止。我们把日军战俘押送到荆门城外一个渡口，租用民船一批批运送往汉口。部队缺乏租金，刚好我们接管了一座日军仓库，里面装满了大米、小米、玉米、高粱共五百多万斤，正好老百姓缺粮，我们就用这些粮食折价支付给老百姓作为租船的租金，老百姓很欢迎。

四

1946年离开荆门，我们76军在胡宗南的指挥下进驻陕北三原，投入内战。1949年5月我调入新整编的98军任158师中校参谋兼军械科长。1949年12月，98军由军长刘劲持带领，在四川阆中南部地区参加了由第7兵团司令长官裴昌会组织的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我随部队在宗江起义，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刘劲持军长传达了贺龙司令员的指示：“起义军人就是革命军人，革命不分先后，你们都是壮年时间，只要认真学习，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一定会有光明前途。”

起义后，我到军官团接受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三个月后，被任命为解放军117师431团一营长。1950年，部队调到甘肃天水与解放军第七军合编，8月，我奉调到步兵学校学习。1951年结业，学校没有安排工作，将我资遣回乡，“以一般公民待遇”。回到湖南华容后，我在家种田一年，因从小没有务农经验，人累瘦了粮食收成却不好。1953年我经同意迁到长沙与妻子儿女团聚，自谋职业。正好很多工人需要学文化，我与堂内兄孙若愚等黄埔毕业生、旧军队的下级军官一起办起了文化补习班，学生由60人扩充到1200人，我教授语文。当时的长沙教育局长魏泽馨来校检查工作，给我们以信任鼓励。开始叫“文翔民办中学”，后来与另一学校合并改名文建中学，之后又并入十四中，即现在的田家炳实验中学。

五

1958年，我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极右分子”，管制三年，送到郊区黄沙厂劳动改造，挖土、拉板车。当小学教员的妻子也受牵连被划为“右派”。1969年我52岁那年被解除管制、遣送回家，我家当时住在长沙市西区金线街。回家后还是以拉板车、推板车为生。“文革”这10年的日子过得真不容易，好在我们夫妻相互扶持，靠着双手，用劳动换来的微薄报酬养活自己和三个子女，并培育教育子女刻苦学习，成材成人。直到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纠正原来作出的“历史反革命罪”的错误判决，按照“起义人员待遇”每月发给20元生活补贴。郊区工业局安排我到工人补习学校任教员（“三级工”待遇），1984年落实政策复查，恢复教师资格，回十四中学办理退休手续。1993年重新明确我为“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发给高级教师证退休。幸而儿女都自强不息，大学毕业，工作勤奋，事业有成，我与老伴晚年生活充实幸福。我曾出任雅塘村居委会卫生文体委员、圭塘办事处“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主任，协助省有线电视台发展用户、安装线路2700多户，并撰写了近五百首诗词、楹联在《黄埔》、《湖南民革》、《雨花诗刊》、《台湾•楚骚吟刊》等十多家刊物登载发表。“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雨露使我枯木逢春，在晚年获得了新生。

我的黄埔老同学在世已很少了，现健在的除了在长沙福利院的李无忮外，还有在台湾的杜品武，他经常与我通电话、书信联系。前几年，他给我题赠了一首诗：“兄弟阋墙未走人，落得全家几沉沦。三反五反未扳倒，文化革命仍幸存。改革开放始获救，政策逆转济世人。从此寄情诗书画，全民共沫邓公恩”。这首诗比较客观地概括了我的一生，我把它裱好挂在墙上，常常想起几十年的风雨经历，想起远隔海峡的老同学，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和平统一，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