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里的抗战老兵·之九

指引炮兵压制阵前日军亲历长沙会战

 
邹长青在敬礼。 
 
 
老人走到哪都爱戴着头上这顶抗战老兵的帽子，哪怕是劳动时。 
 
 
民革浏阳市工委主委刘仙娥、副主委谢建国，乡镇人大常委会主任、村妇女主任看望邹长青并合影。 
 

    ●文 谭晓琴 摄影 周利和

    “淡定”这个词，是蕴含着禅意的，因为不同寻常的哲学魅力，让它不断地闪现在生活中。而让我真正意义上的体味到这个词，是在采访抗战老兵邹长青之后。

    很特殊的日子9月3日——国家第一个法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当天，我来到了邹长青老人家。邹老住在浏阳市普迹镇书院村，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子，四面环绕着苍翠的群山。遥远就看到邹老伫立在村路口等着我们。进了家，邹老握着我们的手，迟迟没有松开，那额上饱经风霜的皱纹似乎在这一瞬间舒展开来，一双眼睛早已眯成了弯弯的月牙儿，苍老的嘴角露出满满的慈祥。

    当我们向老人家说明来意的时候。老人家点点头，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娓娓道来他那传奇而丰富的人生故事……

    邹长青，1925年12月24日出生，浏阳市普迹人，父母均是中国传统的农民，家中哥哥最大，还有四个姐姐，他年龄最小。

    让他命运发生改变的是1941年。那一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四年，也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正是这一年，他被抽了壮丁。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抽壮丁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抽签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公平地分配名额，或者抓阄，或者按政策指标由家人选送。事实上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权有钱有势的家庭，就有逃避征兵的现象，而贫苦人家，只得按名额服兵役。但对于当兵跟日本鬼子打仗，虽然对地处偏远山区的老百姓而言，还是有这样一种“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的说法。邹老说，家里当时生活很艰苦，靠父亲和哥哥租种地主家土地养活一家人，作为老六的他，因头脑灵活，已读完初中，且成绩优秀，在当时应算作文化程度较高的人。

    本来邹长青的哥哥在村里抽壮丁的时候应被征当兵，但老大比较木讷，且已结婚，因家里贫穷，又是家里的主劳力，所以，家里就安排当时只有16岁的他去当兵。就这样，邹长青投笔从戎了。对于抽到的壮丁们，因为怕壮丁逃跑，先是关在乡里的祠堂内，等凑足100多人的名额再集中送走，所以他们当时在祠堂关了一个多月。邹老回忆，当时母亲到祠堂给他送饭，他看见母亲在哭泣，内心感到不安，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想到过逃跑，因为这是分配家里当兵的名额，逃跑了，就会抓大哥顶上。

    1941年12月，经过长途跋涉，邹长青从浏阳来到湖南西南部的祁阳县，先是分配在祁阳县毛竹山炮兵第一旅汽车制造厂学习修理汽车。学习了三个月，日本人打到了湖南，工厂就地解散后，又被分配到野战炮兵团第十团。在部队里，他虽年龄属于最小，但由于文化底子比较扎实，学习勤奋，表现突出，就被安排学习炮兵的测地通讯。主要是根据大炮的仪表，对照军事地图，测量出我方阵地距离轰炸目标的距离，为开炮士兵提供准确的信息。

    “传授技术知识的除了国军教官外还有美国人给我们讲课，每个师有2个美国人。我们的测地通讯装备也都是美式的，那都是崭新的，亮锃锃的装备哟。”邹老说领完测地通讯装备后的那一天，激动又兴奋，恨不得立马就上战场。其实邹老并不知道当时野战炮兵第十团的装备是最好的，是国军仅有的机械化炮兵团。

    一年多后，邹老先是随部队参加武汉会战，后转战第9战区，长途跋涉抵达长沙岳麓山，随即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岳麓山，其主峰海拔300.8米，因其横亘于长沙市区西面，对长沙城具有瞰制的地形地势，使其成为长沙战场极为重要的一个军事制高点。

    那是一场令邹老刻骨铭心的战役。备战时，他们按要求对长沙周围进行了测量，特别是将长沙近郊及城内可作为标志的建筑物，详细加以测量，制成了标点图。山上，邹老所在的炮兵阵地，被十个轮子的大车拉上来的火炮直指前方，车身的颜色全是以泥土黄伪装，以避免鬼子发现并轰炸，炮弹整齐地摆放在火炮旁边。

    邹老还清晰地记得：那天，鬼子攻击长沙城外东南阵地，国军遭受重创，战区司令长官下达了炮击指令，炮兵指挥官命令营长亲自发号施令，其时营长早已通过炮对镜详加观察，信心十足的大声喊道：“二号装药！榴弹，瞬发信管！全连！四千五百！递加一百，三距离，各放一发！”随着营长一声令下，邹老所在连队的两门山炮开始急袭射击，紧接着另一连队的4门野炮也加入炮击，湘江东岸长沙城东南阵地顿时被烟雾笼罩，持续30分钟的炮火将鬼子压制在前沿阵地无法抬头，炮弹所到之处，鬼子血肉横飞。次日早晨，在发现鬼子的炮兵观测所后，对其进行猛烈轰击，生猛的炮火成功破坏了观测设备，压制了鬼子炮兵。炮弹坑像鱼鳞般排列得层层有序。各炮长时间射击，炮管因发射过久而变得灼热，“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炮是炮兵的爱人”，炮兵们于是纷纷抱着沾了水的棉被包裹炮身来降温，性急的还往上撒尿。老人呵呵大笑，说得手舞足蹈。

    “距离越远，装药号越高，每每第一炮后，敌人会退，我们就会增加距离，四轮炮同时发。”邹老说着，站起身来，做着测地手势，又欲做半蹲开炮的动作给我们看，一旁的我生怕他摔倒，连忙扶着他。“哈哈，没事，不要小看我，我现在身体还好着呢！”

    我问他：“参加这么多次战斗，您怕过没有？”他开怀大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就觉得好玩。”

    “恨日本人吗？”邹老没有回答我，眼眶里噙着泪，空气像被凝固一般。

    良久，邹老才告诉我。不恨那是假的，在他当兵不久的日子，整个村子就被日本人袭击了，家已沦陷，当时对父母亲、姐姐们和大哥家是否安危不得而知。后来得知日本人在家乡暴行累累，只所幸亲人们躲过了一劫。

    突然，一旁的同伴发现邹老小腿上有个明显的疤痕，于是指着疤痕问他。他说这有什么，在一次战斗中，鬼子的炮击的弹片从小腿擦过，只是擦伤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此时耄耋之年的他，一脸的不屑，是那般的淡定和从容。

    之后，邹长青随部队转战西南，在广西黄沙河镇以及贵州等地均与鬼子交战。期间，美国指挥官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命令部队烧掉汽车，炸毁桥梁，以阻挡日本鬼子前进。

    邹长青随部队在贵阳休整一段时间，接着部队又奉命开赴云南昆明进行为期一年的整训，并对美式装配炮的使用进行了培训。随着美国的不断支援，第十野战炮团也换上了美式炮。

    还没整训完，1943年10月，邹长青随部队参加了云南的滇西大会战。记忆中的1944年滇西大反攻中，松山战役相当残酷和激烈。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为龙陵县内第一高峰，海拔2690米，它耸立于怒江西岸，犹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住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号称东方的直布罗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滇西抗日的主战场。

    邹老突然有点失神，而后又情绪高昂：“能亲自以炮兵火力支援友军围歼松山战场上各重要据点的鬼子，能为抗战尽一份心力，做一点贡献，而引以为荣。”邹老讲述这段辉煌的过去，充满骄傲和自豪。

    当时炮兵十团在怒江以东惠通桥的东北山地上，占领了一个炮兵阵地。在阵地上东北侧的一个山头观测点，邹长青耐心地用炮对境、望远镜仔细观察战斗的进程，同时根据弹着点，不断修正射击诸元，及时通报战友，将炮火射向最需要打击的部位。当亲眼看到自己指导的火炮轰击鬼子，消灭一批批敌人，心情特别激动。在阵地上，连续和鬼子战斗了二十多天，掩护友军攻占鬼子的多处据点和松山外围的多处阵地。但由于弹药运输紧张，炮弹供应不上，不能尽量发射，不能消灭压制鬼子的新火力点，在友军每次冲到鬼子阵地前时，在遭受鬼子突然出现的新火力点的射击时，都死伤惨重。邹长青在山上观测得极清楚，心里一阵阵发痛，着急上火。

    邹老说着，一颗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在云南，邹长青一直打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邹长青所在部队调回南京，归属当时国防部。1948年，思乡心切的邹长青回家探亲，由于超过规定假期，又找不到部队，便结束了自己的军营生活。

    回到家乡的邹长青，脱下战袍，过起了农民的生活。结婚后，养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为维持家庭生计，养活儿女，邹长青含辛茹苦，走南闯北，几乎什么农活都干过，还做过小生意。在普迹老家种田、栽甘蔗，将甘蔗熬成糖卖到醴陵，到大瑶、金刚、文家市等地帮人家收割稻谷，用土车子装着麦子从普迹到株洲去卖，同时从株洲用土车子运黄豆回家乡卖，在浏阳很多乡镇卖桃子，用土车子从澄潭江将煤运到普迹……

    邹老现在生活很有规律，白天常去田里除草、挖地种菜，晚饭后常看军事新闻和花鼓戏，最喜欢的是看抗日剧，对那些几十集的抗日题材连续剧一集不落，看得津津有味。

    邹老又带我们来到他的菜园里，指着形形色色的菜畦，看着郁郁葱葱的青菜，还有那浓密的藤枝菜叶爬在篱笆四周，长长的豆荚或竖直下垂，或斜斜地、懒散地悬挂着。看着邹老那似孩子般满足的笑容，我心里为之一震，曾经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人，心是如此的平淡，不管哪种日子，他们都能活出自我。这或许就是心中的那份淡定，让他心中有了一份宁静，而心的宁静，是一种高贵和尊严。于是乎，我有如心中开了一扇门，清风朗月，青山碧水，青草花香，顷刻间芬芳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