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紧急动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竟能集结18万余众来投入战场，其主要原因实际上是靠他们有利的地理因素的，因为华北紧邻东北，东北紧邻朝鲜，朝鲜一水之隔便是日本本土了，如此，大本营和战场等于已连成一线，以如此的补给支援之下，任凭国军如何不怕死、不要命，事实上也难抵挡日军的节节推进的。为了扭转这样的困境，蒋中正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有关此一战略构想，蒋纬国分析说：
“假定华北这许多的空间丢掉，对尔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性的影响，那可以忍耐，拿着一段时间来争取我们改善国军建军备战，但是如果让他从北一直向南打下来，主力顺着平汉路，有力之一部顺着津浦路，这样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东南沿海，就被包围而歼灭了，这仗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要如何使日军的主力（他的作战线）从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样子的空间来换取的时间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引起另外一个作战，这等于是外国人说的开辟第二战场一样的重要。”
这一役便是九一八以来中日之间第一场惊天动地的战略性的大会战。
第七集 淞沪会战 （上）
上海，这块当年楚国春申君的封地，是长江千里物产汇聚万商云集的唯一出海河港。7百年前筑城设治以来，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口处起家，逐渐发展，到了抗战初期已经是个350万人口的大都市了。
1842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上海便一跃而为东方的世界航运中心，一个城开不夜的十里洋场，它是我国经济金融的枢纽，也是防御首都南京的屏障。
日本人对上海的觊觎已经很久，五年前，一二八打过一仗，后来订了个停战协定了事，今年再打却是由我方基于战略考量而起的，不过引发淞沪之役的所谓“虹口事件”，则还是从“丢人”开始。这次丢的是一个叫做宫崎的水兵，时间在7月24日。起初，他们要求封闭虹口机场，后来人也找到了，日方仍然蛮横无理不肯和解。
8月9日，日本陆战队大山中尉带了个水兵硬闯机场，被我守军击毙，事情就这么闹了起来。
国军准备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其实是7月下旬决定的事。打上海除了战略上的意向之外，也看中了上海是个国际化的都市，这里的一举一动比较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借以昭告世人中国抗日御侮的决心。所以，打从8月初开始便从全国各地调动部队向上海集结，可是由于当时交通工具缺乏，动员条件拙劣，四面八方拥进的军队有的搭火车有的乘船，但大多数还是靠两条腿徒步行军，所以有许多部队当他们赶到战场的时候，仗都已经打完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时上海市区的状况，在地图上您所看到的红色部分是公共租界，左边苏州河以南是属英法两国的，苏州河以东黄浦江北的这一块则是日租界。所谓“租界”视同该租借国的领土，所以在开战之初这一带便驻扎了日军。根据一二八停战协定，我国国军是不得越过昆山以东的，所以在战前上海的防务只有靠吉章简的保安部队和日军海军陆战队沿着租界长约十公里的防卫线上呈对峙状态。
卢沟桥的战火震动了这条防线，于是双方动作频频，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在“虹口事件”的同时，日本海军以“佐世保”为首的舰队在黄浦江与他们的第三舰队会合，同时载来了第一批增援部队。
开战之初，淞沪一役的总司令长官由冯玉祥担任。冯玉祥属西北军，蒋中正担心他调不动派系复杂的各路人马，特别调遣身兼西北、西南两处行营主任的顾祝同将军赶赴上海任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以协调源源而来的各路军队。
第一批抵达的是王敬久的第87师和孙元良的第88师，张发奎的56、57师也正向浦东地区推进之中。
8月11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军进驻南翔，下午88师先头部队彭巩英的262旅刚到真如，孙元良就抢得先机马上领军直指闸北，占据了北火车站。当时服役上海保总的竺启华回忆说：“保安总队的武器不好，我们所有的正规部队都在后面就要上来了，88、87、36都要上来了，保安总队第一线挡了一下子??????”
8月13日早上9点开始，日军的舰炮就开始向闸北猛烈轰击，下午3点，我军523团第一营在八字桥和日军遭遇，正式展开昏天黑地的淞沪会战。
八字桥其实只是一条无名水沟上的小桥而已，长度不及20公尺，怎么看都不起眼，但由于60年前8?13那个下午中日双方的巡逻兵在这里发生冲突，继而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而使这条小小的八字桥有幸名列青史。
闸北是个高楼林立的都会区，所以淞沪这一役打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的。日军把大炮架在大马路上，在上百万人口的闸北区平行射击，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平民伤亡。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当天上午，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下了总攻击令。88师、87师前仆后继，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军盘踞的纱厂进攻。参加这一波攻击的弟兄蒋堂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8月13打的，8月15我们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据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结果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了。”
由此可见，淞沪战事开打的头几天国军是乘日军的援军未到阵脚不稳的空隙，以88、87两个师加上地方守备部队和日军在虹口到杨树浦这一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桥又一条桥、一幢楼房又一幢楼房的争夺战的，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吃到了我军强力攻坚的苦头。
这个时候日本只能以他们的空军和舰炮向拥入上海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从8月15日开始，日军凭着优势的空军战力便密集轰炸上海市区，十里洋场一日之间竟沦为十里火场。以往人潮熙攘的闸北地区现在已经成了烟硝处处的人间炼狱了，单就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这一段短短的路就有一千六百多平民被炸伤亡；沪杭甬铁路上海南站这一天被炸得片瓦无存，当时在车站里候车的旅客两百多人当场被炸死；一个失去亲人的幼儿无助地坐在废墟中号啕大哭，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战争的残酷在摄影记者王小亭的快门之下留下了永恒的证言，这张照片当时曾经披露于世界各大报刊，使国际友人对日本侵华的的事实多少产生一点人道的关怀。
“空袭”在抗战期间一直是苦难中国老百姓的梦魇，当时的上海在一波又一波轰炸的间隙时刻，总有成千上万的居民涌上街头、四处奔跑，他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安全，甚至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只是随波逐流，希望能躲过“死在当头”的厄运。后来有人听说日本飞机不敢轰炸租界区，于是大家便一窝蜂抢渡苏州河，涌向公共租界。起初老外也确实发挥了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先后收留了五万多名难民，但是后来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了，他们只好关上闸门，从此阴阳路断，把一双双失望的眼神隔绝于冷冰冰的栅栏之外。
8月19日，宋希濂的36师、夏楚中98师294团赶到了上海。同一天，日本从名古屋开来了第三师团滕田进部队也在杨树浦和吴淞口一带登陆。
36师一投入战场马上就在天宝路一带和敌军正面接触。所谓“正面接触”，就是双方硬碰硬地对上了的意思。36师弟兄方振东描述当时的作战状况说：“我们吃饭都是夜晚吃的，夜晚送饭送上来的，白天根本就送不上来的??????”
（原36师）谢世明说：“他（日军）凶得很呢！他是抗战初期，他吃得好也穿得好，他精神也好，他的武器也比我们的好，我们那个时候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小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一打它会卡弹。”
就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国军将士还是凭着血肉之躯向敌阵猛扑，8月20日，88师、87师、36师联合进攻汇山码头，打了一天一夜。36师配合战车攻击，率先突破了日军防线直闯黄浦江边，由于步战配合不良。后来被敌军夹击于死巷之中。
从8月13日开始，我军一直是采取攻势作战的，这个时候日军发挥了他们惊人的动员能力，直到23日增援部队纷纷赶到，迫使国军结束了十天来的人海攻势。
经过十天的猛烈鏖战，日方终于感觉到在上海发生什么事了，从8月下旬开始，一个月之间，他们陆陆续续投入淞沪战场的军队计有藤田的第3师团、山室的第11师团、伊东的第101师团、吉住的第9师团和第8师团的鹰森旅团、第1师团的安滕和竹内旅团，以及来自台湾的重滕支队。
根据日本战史记载，这些部队是在“紧急动员”的状况之下奉命前来增援的，显然在淞沪开火之初他们并没有预期到这场战的规模是如此的庞大。
在我国这方面，此时全国也进入了仓促的动员状态之中，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陆续投入淞沪之役而外，为了因应整个局势的转变，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把全国被战火燃烧的区域划分成了五个战区，它们分别是第一战区河北、豫北；第二战区晋、察、绥；第三战区江、浙；第四战区闽、粤；第五战区山东、淮北。上海属第三战区，现在正面临敌人大军压境的严重危机，而受命抵御日本抢滩登陆，指挥我军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将领则为前敌总司令陈诚。
现在，让我们从地图上来看看日军的动态：
8月下旬，日本援军是沿着吴淞口到川沙口这条防线登陆的，假如任日军在此一地区建立滩头阵地，他们势必仗着机械化部队的绝对优势在空旷的沙丘平原上沿着这一条战线向内陆推进，进而对上海地区形成了大包围圈，一旦日军包围成功，上海就完了。
陈诚十分了解自己的处境，他必须以有限的兵力与简陋的装备在滩头上力阻日军的前进，从此，国军便进入了鬼哭神号惨烈无比的反登陆作战阶段。这个时候，周岩的第6师和罗卓英18军的彭善第11师、霍揆彰第14师以及李树藩第67师也赶到了上海投入了战场。
双方的增援扩大了战争的规模，果然使淞沪战场的火线从张华浜开始向北延伸，经吴淞穿过宝山县境，直往浏河一带蔓延了。
日本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陆海空立体联合作战，在空旷平坦的郊区更如虎添翼锐不可当。我军冒着猛烈的炮火一面构筑工事一面迎击来敌。此时此地，要保住一寸山河土地除了手中简陋的武器之外，恐怕只能凭着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了。
（原77师）曾德富说：“7月底就到了上海，日本人的兵舰在吴淞口那个时候不多，有5、6只，到8月初的时候，他的兵舰就太多了，都摆满了???日本飞机看到目标就投（弹）在那个地方，看到地上有步兵还要打机关枪??????”
（原176D）甘忠日：“我们都到了海边了，左翼是10军（应为20军）那个杨森的部队，右翼是张发奎的部队，我们在当中。从日本鬼下那个登陆艇，那个大炮象撒黄豆一样的???，结果我们一个军回到浙江整兵而得回一个师??????”
日本军队由于舰炮的掩护，很快地便建立了滩头阵地并向内陆推进，于是象月浦、罗店、吴淞、宝山几个城镇便首当其冲，硝烟四起。在这一条战线上8月22日月浦和狮子林首先沦陷，夏楚中率583团猛烈反攻，终于8月26日收复失土。
98师以583团守月浦，派588团第2营守狮子林，这个营于8月31日遭日军攻击，苦战一昼夜，第5连、第6连伤亡殆尽，第4连下落不明，9月1日狮子林又丢了。
守月浦的583团支撑到9月10日，敌军再度大举来犯，主阵地数度易手，我军竭力抢攻。（原98师583团）赵祖德说：“4点钟开始攻击，在那个攻击的时候，不是还有什么散兵行、散兵群哪，那就是这一路哇哇叫地就上去了，在沿途当中（遇上）日本人的炮和飞机，伤亡很惨重。我们营长姓蒋叫蒋文才，第一个就牺牲了，我们团长姓路叫路景荣也牺牲了??????”
除团长以外，这一天团副李馨远也阵亡了。
第二天进行巷战，幸好14师派兵支援，才稳住了阵脚，
罗店是8月24日丢的，但是当天就被彭善的11师抢了回来交给67师401团驻守。这个团其实只有两个营的兵力，在苦战4昼夜之后终又易手。当年奉命夺回罗店的11师师长彭善回忆说：“我就讲，罗店不是我失掉的嘛，张治中啊，他说委员长的命令要你今天把罗店拿下来。我说，好了，我去我去???我是奉委员长的命令要去克复罗店。走了，把我的部队的部队长找了来，就讲啊，今天我们‘疏散前进’，这个名称在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书本上都没有，他们就问什么叫‘疏散前进’？我说三个、两个前进、四个、五个前进，目的地是罗店。下午6点钟以前就把罗店克复了。我的部下有一个人，你可能听到过，胡琏这个人，胡琏那个时候在我那里当团长，他说，一股子气把敌人撵到江边去，我跟他们讲，今天要听我的话，你们的意思很好，马上前进。我们一到了江边啊，这个敌人的海军哪，这个???一切武器都打得到，受不了啊，我要怎么样，我要‘蹲’得住，作工事，现在罗店啊，大家分开来作工事，先把罗店守了再讲。”
这里是罗店北方靠近长江边上的一片开阔地正是当年日军打罗店时的滩头阵地。看到这里的地形，您当可以想象为什么彭善要“作工事”的原因了。
今天，这里还遗有一块碑，上面刻着“侵华日军小川沙登陆处”几个字，孤零零地伴着风雨岁月挺在那里。
在罗店中学里我们看到一块碑，是纪念红十字会罗店医院院长苏克己。他当时因为掩护我国坠机的空军人员而被日本人大切八块而建立的，不过昔日那种血肉纷飞的喧嚣显然早已消失在校园午后的宁静之中。
8月下旬，日军虽然拉长了淞沪的战线，但是并没有放松对市区的空袭。8月23日，密集轰炸之下，上海知名的先施百货公司被炸得面目全非，当日死伤的无辜老百姓就多达8百余人，上海市出动所有人力进行抢救劫后火场和受伤平民的工作，瓦砾堆处但闻嚎声四起，许多尸体被烧得几乎无法辨认，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能摊到慈善团体募来的一口薄棺草草安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周碞的第6师22日一到上海便奉命和吉章简的保总杨步飞的一个团驻守吴淞镇。吴淞面临黄浦江入口处，正是大批日舰麇集的地方。在舰炮直射，飞机滥炸，地面炮兵猛轰之下，吴淞镇早就被夷为平地了，周碞苦撑了10天，只好调回嘉定整补，其战况之惨烈由此便可想而知，但固守吴淞北边旧炮台的保警部队却多撑了两天，直到9月2日才失守，那一连人没有一个弟兄活着走出阵地。
宝山的状况更为壮烈，8月23日沦敌之后，首先被我98师294旅抢了回来，交给583团第3营5百余人防守。日军从28日起连日疯狂猛炸，曾德富回忆当时战地的情形说：“宝山啊都黑了，所有的炮、飞机都炸在那个山，那个山完全都是火光，好像烧房子一样。”
9月3日，日军开始攻城，被我军击退，5日，敌军再分三路进逼，7日，宝山城破，营长姚子青带着仅仅剩下的20几名弟兄和敌人白刃肉搏，直到全部成仁。
罗店这边，罗卓英率攻不下，虽然14师79团第3营曾经冲进城里格杀旅团长清耳，但始终无法收复罗店镇。彭善说：“罗店那个小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出出进进43天，那是很不容易的，43天去呀来的，伤亡很大的，伤亡到什么程度？伤亡到你到我这里来只有80公尺，（但）你不能到我这来，你那里一动的时候，敌人就把你打死了，你只要一出来显一点目标就不能活命了。”
在敌阵援军源源而来的压力之下，陈诚决定暂时改为守势以减少伤亡，这是9月10日的事，这个时候淞沪战区防线部署是这样的：9月12日，蒋委员长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督导淞沪战区；国军部队对日作战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张治中的中央作战军守上海市，后来由朱绍良接任；张发奎的右翼作战军守黄浦江以南；陈诚的左翼作战军守长江以南。
陈诚也把他的部队分为三路：左翼军由刘和鼎、俞济时指挥；中央军由罗卓英、霍揆彰指挥；右翼军由胡宗南、王东原指挥，准备死守阵地迎接下一波战斗。
第八集 淞沪会战 （下）
1937年10月下旬，淞沪之战已经迈进第70天了，回顾这两个多月以来的战事，可以说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杀戮。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曾经写道：“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象大洪炉一般，填进去就溶化了！”
冯玉祥的这段话假如仅仅是文字的记载，也许您无法想象，更难以置信，但这一役国军投入的人数多达70万余众，迄今仍健在者亦不乏其人，他们身历其境的第一手资料当可证实冯玉祥的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原税警第5团副团长）劳声寰说：“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啊，我们装备不如他（日本），我们的空军有250架（飞机），他是3千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他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同长江有一百多条兵舰，他的炮都可以集中在这个长江三角洲，飞机可以在这里打，我们250架飞机对他3000架飞机，怎么打啊？”
（原88师523团营长）易瑾：“那时我们没有经验，后勤补给对作战最重要，我们只有携带的武器和弹药，打完了后面补充不来。”
劳声寰：“唉，我们跟他天地之别，我们还是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造饭，烧得漫天烟火冲天，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部队啊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是这样炸了，给他的炮兵、给他的飞机来炸了。”
易瑾：“官兵的英勇啊，牺牲的有余，我们不怕死，是以血肉之躯啊??????”
劳声寰：“我们这个陆军来讲啊，除了中央军有机关枪，一个师有一个炮兵营，4门山炮而外，（其他）没有啊，我们就靠血和肉啊，各省的军队只有步枪啊，两条腿一支枪啊，我们4个师才打他一个师??????”
易瑾：“头一仗旅长（黄梅兴）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是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他都要到前面督战，那么???都阵亡了，你想看???我们的牺牲??????有多么大??????（哽咽中老人无法再说下去）”
以上这两位军官是外景队在美国洛杉矶访问到的，提起60年前的往事，他们仍然情不自禁地泣不成声，由此可见当时的状况是何等的令人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了。
陈诚的部队从9月11日开始，沿着长江以南潘泾以西这条战线苦守了40天之久，这期间悲壮惨烈的故事是很难说得尽的。仅就蕴藻浜南岸一个小小的村庄王家边的争夺战而言，就够叫人动容。
这个村庄9月17日下午4点失守，守军李铁军的第4团立即反扑抢了回来，傍晚敌人又来，就这样杀出杀进达4次之多。第三天下午两点，日军5度来攻5度得逞，第4团第2连守军全部阵亡。第4团其余袍泽悲愤填膺奋力冲杀，一直打到第4天的半夜又抢回来。后人很难想象当时国军夺回一个阵地的难度有多高，因为彼此装备的差距太大，国军几乎仅仅靠着血肉之躯以卵击石，和敌人拼缠在一起。
（原1师4团副连长）吴俊：“日本人派来80辆战车，我们数的这80辆战车。它不敢整个地推进，那我们不动，他把战车调到从后面进来，想调过来反进这样子对付我们，爬到我们的碉堡上面，我们拿那个手榴弹，5个、6个手榴弹，没有战车，没有战防炮嘛??????”
(原保总)刘仁义：“对付他们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自报奋勇捆起了炸药，他的战车来了压我们的单兵，一压碾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们的战车也牺牲一架，就是那么干，我们又没有炮又没有什么，我们都是陆军，可怜哪，我们那时候的武器低呀。”
除了作战情形，吴俊又回想起当时的生活状况，他说：“上海打仗最可怜的地方在晚上你听到士兵在到处叫唤，营长啊！排长啊！负了伤了，天上下雨很大，泥泞啊，日本人在对面，没有法子出去，担架也没法子去，那个惨状啊，真是不堪人道的。”
（原77师）于学清：“伙房离我们二十里路，我们是第一线，白天不能送饭嘛，都是晚上送饭。碗筷都掉了，用手抓着吃。阵亡的那些人都在战沟底下，饭筐都在上面搁着，我们走来走去都是走在他们身上。”
像王修身守的火烧场和小朱宅这两个据点也同样感人，这个师一共有12个营长，才打两天就阵亡了6个，负伤5个，就这样硬拼了10天，32师死伤3千5百多人，寸土未失。这个故事对后人而言，也许可以视为一篇壮烈的史诗，但在当时，可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和一滩滩鲜红的热血。
从9月11日开始这40天当中，扬言3个月亡华的日本精锐部队在这条战线上事实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但国军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就难以估计了。这一役生还而健在的弟兄们回想起当时作战负伤的状况，杨文杰说：“我们班长说，杨文杰你挂彩了，我一看，好多的血啊。‘你赶快下去吧’。连长说‘杨文杰你赶快上营部里去。’到了营部，遍地都是伤兵啊。”
（另一位老兵）：“在这个时期，我这一步往前一靠，这还没跪下去，日本人就从那边哒哒哒一梭子轻机枪就打着了，你看（老人撩开裤腿，指着小腿上的一处伤疤），当时流血还不感觉怎么样，等一会儿就不行了，那就走不动了。”
劳声寰：“那些伤兵衣服裤子都剪光了，就给你一个被子盖着送到后方去了。那个时候到师部开一张伤票。”
杨文杰：“你挂了彩给你个伤票住院，（后来）打得伤票都发不了了。”
劳声寰：“有伤票为证件的时候，委员长还犒赏十块，没有伤票拿不到十块。”
（中央作战区总司令部参谋）朱志明：“那么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到了安亭车站，那边天很黑看不见，我一下来就闻到一种血腥味，好难闻，结果一看怎么样，车站上都摆满了重伤的官兵，预备后送的。”
（1师旅长副官）袁杰三：“我那个时候接运伤兵，当然都是用夜晚的功夫，到快要天亮的时候日本飞机就会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初期的武器、交通工具很少。”
（11师）闵学富：“上海有那个战时服务团，都是大学生，抢伤兵。”
袁杰三：“那一天的时候，已经运走了几百个伤兵，还剩有几十个人，车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将那些伤兵，那些不能走动的伤兵运走，只好丢在那里，我也只好走了???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能说了??????（哽咽）”
在上海这一役国军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呢？象守闸北的88师还算是比较好的，师长孙元良说, ：“我们一师的编制相当有1万5千人的样子，那么最后到了南京剩下不过三分之一，这是88师。”
吴俊：“以第1团来讲，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补了5次，这个补上来的兵，假如你是41师的、95师的，这个符号都没有换，没有换成一致的符号就死掉了，阵亡了。”
孙元良：“这些补充的兵，士兵都是新兵，没有作战经验，但是干部是比较有作战经验的，但是新兵和老兵在一起，老兵也可以带新兵来作战。”
蒋堂华：“50个老兵就给你补50个新兵，也不教立正也不教稍息，光教打枪。”
在淞沪这个战场，我们投入的是当时全国60%以上的精锐部队，照这样下去，相对场持久抗战的策略，马上就要陷入无兵可用的危机了，不过日军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70几天打下来的结果是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进入10月份，甚至连弹药都补给不上，必须向华北的友军借调，这对训练有素的日军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事。10月20日，日军参谋本部被迫决定从华北战场抽调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上海，这三个师团是柳川第10军的中岛18师团、末松114师团和谷寿夫的第6师团。谷寿夫这个人正是后来执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侵华日军被迫从华北调兵支援淞沪战场，从整个战略的观点来看我们是成功的，虽然国军所付出的代价十分可观，但是日军由北到南的进攻轴线终于被扭转了。
到10月下旬为止，淞沪全线守得好的要数孙元良的部队，他们是最先进入战场的队伍，打从8?13开始就负责固守黄浦江边上海市区闸北，直到这个时候都还坚守着阵地，寸土未失，师长孙元良回忆说：“88师在上海的闸北，坚守闸北阵地76天，日本军队屡次来进攻，没能越雷池一步，可以说遭到国军很大的打击，所以日本的部队他自己在广播上讲88师是可恨之敌。”
10月25日，日机起动了150架次轮番轰炸大场。大场位于江湾以西真如以北走马塘和沪太公路的交叉处，是上海保卫战中的重要据点，属于我军中央作战区的防区，当时指挥部作战参谋朱志明回忆说：“他打我们大场就中央突破，中央突破以后他因为不能前进，前面两面还有部队要打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是上午吧我们总司令部和前面联络不上，觉得情况不对，就赶快派人上去看，一看说他已经突破了。”
26日，日军声称“难攻不落”的大场终于陷落了。大场的沦陷使淞沪战局有了决定性的转变，由于大场的沦陷而使闸北这一带防区也失去了死守的意义。
国军自26日开始各路除了留下少数兵力掩护之外，大部队便沿着京沪铁路和苏州河这两条路线退出战场。88师524团的八百壮士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留在四行仓库的。
孙元良：“这八百壮士完全是88师524团第1营，其他的部队啊、友军啊都是奉到命令转移阵地了，就是向第二线退了这样子的，所以这叫做孤军哪，四行孤军哪。”
（87师518团）李文秀：“88师一个营交给谢晋元他当团副，从前没有副团长，叫中校团副、绍孝团副。他这个营啊守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刚好在大英租界、其美路旁边，所以掩护江湾撤退的，江湾十几万部队啊，这个日本人金山卫、杭州湾登陆，强行偷渡了，把上海包围住了，所以这一天晚上上海的部队整个沿着其美路撤出来，叫这个营守这个四行仓库，到后来四行仓库守完以后，我们87师退到苏州河。”
（四行孤军）李锦堂：“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阵地，与仓库同生死共患难生死存亡的，有仓库就有我们四行孤军，没有仓库就没有四行孤军，最后我们就在接到这个命令，听到他（指谢晋元）的训话，没有哪个人是贪生怕死、逃跑的。”
四行仓库是金城、盐业、中南和大陆等四家银行的堆栈，由于谢晋元的孤军苦守而名扬世界，当时隔着苏州河遥望仓库顶上飘扬着的国旗是租界内难民的一线希望，而冒死送旗的女童军也因此流芳千古。
（当年送旗41号女童军）杨惠敏：“四行仓库三面都是日本人，一面是英国人，我杨惠敏只有十几岁的大姑娘为什么要冒着生死关头我送这面国旗给四行仓库??????”
杨惠敏冒死送旗的故事可以说当时中国人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不惜一死的抗日决心，这种力量可能是日本军阀在评估双方战力时的严重错失，因而铸成了后来难以弥补的灾祸。
88师的524团从10月27日到30日坚守四行仓库4天，敌军六度冲入防地均被击退，后来英国人以苦守无益的“人道关怀”与租界安全的实质考虑掩护孤军进入租界，但他们还是懔于日军的压力竟给予孤军极不公平的待遇，在求战不得、欲哭无泪的境况之下度过了四年又两个月形同囚禁的漫长岁月。
当时住在租界的中国老百姓多利用开放时间到“孤军营”看望这些壮志未酬的国军将士们，叶因绿便是其中之一，她回忆说：“孤军营里面，他们关在里面是由那个白俄，就是???苏俄，苏俄逃出来的一种白俄，在英国人那里做，根本就是佣兵嘛，他们负责看守，他们也是穿着军服带着枪啊，他们也是轮班在孤军营的四周围，围起来了嘛，铁丝网什么的，就是整个象个监狱一样了嘛。”
（图像：昔日孤军营址今已改为“晋元中学”，内有谢晋元的雕像，学生们在向雕像献花，挽联上写着“民族英雄——上海晋元中学全体师生敬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军从此正式沦入敌手，而谢晋元团长于这一年的4月被刺身亡，年仅37岁。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淞沪之役的最后状况：
11月5日，柳川的先头部队中岛师团和谷寿夫师团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13日，16师团等优聪白茆口登陆朝常熟方向推进，淞沪一役到此已成定局，国军且战且退，一直到11月13日才完全撤离淞沪战场。67军军长吴克仁在掩护金山卫守军撤退时壮烈成仁，他是抗战八年间第一位殉国的中将军长。
这个时候在租界里的孩子们懵然不知上海已是一座孤岛，更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淞沪之战是抗战八年之间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会战，我军先后投入战场的兵力多达71个正规师及地方部队约75万人左右，而日军这方面动员的正规军约当9个师团，还有汉奸部队，总计在25万人以上。依日军的算法，他们一个营的战斗力就可以抵上我们一个师，但我国三军大学的评估应为六比一，这当让并不包括空军和海军的战力在内。在如此悬殊的实力之下，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之中，我军竟能与强敌缠斗三个月之久，在中外战史上都不多见。
这一役双方伤亡人数官方没有正式统计，根据孙元良将军计算日军约为5万余人，我军为18万人左右，这里面团长以上阵亡者至少有28位之多，他们包括：
突围时殉国的67军军长吴克仁，43岁；
在吴兴孤城掩护大军撤退时阵亡的175师副师长夏国樟，43岁；
8?13第一天殉难的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40岁；
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35岁；
173师519旅旅长庞汉桢，38岁；
173师521旅旅长秦霖，37岁；
58师174旅旅长吴继光，34岁；
第1师第1旅副旅长杨杰，42岁；
98师583团团长路景荣，34岁；
176师团长谢鼎新，36岁；
33师195团团长雍济时，36岁；
63师361团团长李忠，37岁；
62师367团团长张空逸，46岁；
170师508团团长谢志恒，29岁；
营长包括死守宝山县城阵亡的姚子青，至少有44人，至于连排长则难以计数了。
这些人用他们的生命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狂言，为国家争取了90天宝贵的时间，用他们的鲜血改写了中国军人的形象，让国际社会认真思考鸦片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八国联军的时代也已经过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扭转了日本由北向南进的侵华策略，而被动地让我们牵着由东向西走，因此我们虽然丢了上海，但对整个国家的存亡而言，淞沪之役仍可以说是决胜的第一仗。
\ 回想三个多月前，全国各地部队是在动员条件极为拙劣的状况之下投入这一片混乱的战场之中的，在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坦克车和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炮弹的，在这80多天里，他们稀里糊涂地打了一场从未打过的硬仗，现在，要撤退了，也稀里糊涂地发现自己还活着。由于通讯阻绝、情况不明，沿途的乱象就更难以形容了。
袁杰三：“我们到晚上就召集这个部队到总司令部接受命令就开始撤退，总司令部退北冈山，部队就退到苏州河南岸。”
某老兵：“嗯，一撤退就乱了，那个官长的年龄大，胡子长那么长，谁也不认识谁了，70几天不刮脸、不洗脸，你想想嘛。”
（44师）张福胜：“下大雨，撤退下来就到嘉兴，嘉兴再到昆山，退到昆山那一天不下雨了，鬼子的飞机又来了，骑兵也来了，结果把我们那一个团炸得都没有人了。”
袁杰三：“我们的总司令部是在真北路，就是闸北到真如那个公路上4号桥那，这座桥他每天炸，结果前两三天已经炸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样子，所以最后我们撤退的时候过来以后后面部队下来，这个桥就压断了。”
劳声寰：“我撤退的时候我带12条船，我们的目标要到怀远，安徽怀远。那个惨啊，日本飞机看见人多的地方就俯冲、扫射。”
张福胜：“伤兵路上睡多少，‘帮帮我的忙，帮我拉一把’，自己命都顾不了，能拉谁呀？”
此时，重重硝烟的宝山、片瓦不存的吴淞，还有满地弹坑的大场都远去了，走出了横尸遍野的人间炼狱，他们正走向再一次的战斗！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是中国人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下出手的一场殊死战斗，在这场惊天泣鬼的战役中，陆军的表现是悲壮的，是可歌可泣的，在那血肉纷飞的三个月里，他们打出了中华这个民族坚韧无比的民族性，也打出了乾坤扭转浴火重生的希望。
同样的，中国空军在这一役里的表现也十分精彩，当时隶属空军英雄人物高志航的第四大队之下22中队的张光明说：“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对比，它的比例大概是十二比一，但是我们数量虽然不如他，他的训练、他的装备、他的飞机的性能，一直到他参谋和指挥的作业，老实讲他们都比我们优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够一战，一战可以把它打掉六架飞机呢，我们一架损伤没有为什么？这个当然有原因，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年青人就是要救国、复仇??????”
第九集 喋血长空
8月13日沪战开打，我空军军机也纷纷从安徽、浙江、湖北各临近机场冒着恶劣的气候赶来上海，向黄浦江上的敌舰、汇山码头和公大纱厂等地进行攻击。从汉口来的姜献祥回忆当天的情形说：“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很低飞，那云低得不得了，一直就到那里。一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发现黄浦江的炮啊就哗哗哗地往我们这边打，当时的时候杨绍廉的这个飞机就是三号机一翻，我说完了，大概打下去了，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面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两架我都看不见了。我出来之后我把炸弹都投在这个公大纱厂。”
第二天，8月14日，是中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因为这一天他们在上海上空创下了0：6的优异战绩。这一仗是第四大队打的，四大队本来驻南昌，“七七事变”后调到周家口支援北战场。王荫华回忆当天的过程说：“到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了一个电报到周家口，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杭州。”
（第四大队23中队队长）毛瀛初：“那个时候在周家口的我们四大队三个中队，21、22、23，我是23，李桂丹21，黄光汉22.”
王荫华：“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河南天气很好，等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飞到浙江，那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
毛瀛初：“由周家口到笕桥的距离，英里的话，4百多英里，大概我们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2点40分。”
王荫华：“大概2点40多分钟，那时候就???西湖后面一座山，我们先过那座山，看见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都看到西湖就晓得到了。”
毛瀛初：“高大队长赶到的时候，我们一部分飞机加油好了，一部分没有，那么他的飞机倒是先给它加油，我就请他先上去。”
王荫华：“他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呀，怎么起飞呀？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你们要起飞。他就上飞机。”
毛瀛初：“在那个时候，他到的时候，日本飞机他们一起来就???因为天气不好啊，他降低高度，看不见，有云啊，在投弹，他这个毛病啊，一投弹他的飞机目标自己暴露了。”
王荫华：“高大队长一起来就打到飞机了??????”
毛瀛初：“这种遭遇战啊，给我们空军得到的胜利啊，给我们的机会，可能说是也是人助天助啊。”
毛瀛初所谓的“人助”应该是指敌人的帮助吧，当时日本骄狂轻敌，轰炸机出击连护航机队都不派，这也是“8?14”空战日军惨遭修理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在14日这一天到底击落了敌机几架，却有不同的说法。
王荫华：“他是18架来，18架他散，由于天气很坏都散了，散了以后就一架、两架、3架啦这样子??????”
毛瀛初：“我们21队的高大队长是主要的这个打下敌机的。”
王荫华：“高大队长他说他打了一架，马上就看到冒烟掉下来。21队的他们追到打了很久有的冒烟了，有的已经???好像是这个，好像不支持的样子，反正已经受伤的至少有4、5架。”
张光明：“我们那里面打掉的有4架是双翼的日本的88式轰炸机，有两架是96式轰炸机，并不是完全96式轰炸机6架。”
其实，在抗战初期空军的漂亮出击还不只是14号这一天。
王荫华：“8?14那天，由于他们打飞机打得很好，就是高大队长打下飞机来了，很高兴，晓得已经打下三架来了，所以第二天大家只是拼命抢着要起飞去打敌人飞机。”
毛瀛初：“8?15的胜利很大。”
王荫华：“那一天敌人是来了34架飞机，它分了好几批，34架飞机呢，我们一起打掉他18架，打掉多一半。”
毛瀛初：“那么这样子两个加起来，才造成了国际上对我们空军的这种???也可以说了解我们空军。”
根据日本战报，15日当天他们的战机有三分之一没有返航。我方估计被击落的日机总共应在20架左右。
民国28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明订8月14日这一天为空军节。
中国空军在交战初期还达成了一件十分光彩的任务，那便是1938年5月的“人道飞行”。5月19日下午4点钟，两家马丁式中程轰炸机由空军14队队长徐焕升率领从汉口飞到浙江宁波，他们将利用那个月的最后月盈机会，靠天体导航远征日本。从淞沪开始到目前，我国能应付作战的飞机已经所剩无几了，马丁10型是仅余4架中的2架，我们之所以要用仅有的家当进行成功率相当低的出袭，是要正告日本当局和老百姓我们坚定的抗日立场，所以这次轰炸机的远征投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所以又称“纸弹轰炸，人道飞行”。
19日晚间11点48分他们从宁波起飞，20日凌晨2点20分由九州进入日本领空，飞经久留米、福冈、佐贺、佐世保，盘旋了两个多小时，在投完了14万份传单之后返航。传单上的文字是这么写的：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略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20日上午，这两架飞机分别经由南昌、玉山机场，于11点半回到了汉口基地，在机场受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行政院长孔祥熙以及场外万千民众英雄式的隆重欢迎。在英雄行列中除了徐焕升之外，分别是佟彦博、苏光华、蒋绍禹、刘荣光、陈光斗、雷天眷和吴积冲。这8个人其中4位已在抗日战争中殉国。制作小组在洛杉矶访问到了陈光斗和刘荣光，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形说（陈光斗）：“我们中国空军那个时候的能力要想去出机空袭日本那几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委员长跟夫人在南湖机场召见我们点名训示，讲的说是国家培植你们叫你们报效国家，现在给你们个机会，说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你们去好啦，决不辜负你们的。听了这个话，心里非常受感动，那个感召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怪得很哪，那时候抗战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年纪轻不知道，全国的这个民心沸腾啊，可以说真是不在乎什么生死的。”
刘荣光：“那时候等???汉口等天气等得也很闷、很无聊??????”
陈光斗：“结果到19号我们的领队，现在他死了，徐上将，他还是很有决心的，他和我们大家商量，最后冒死也要去，当然那时候徐焕升、佟彦博???徐焕升他是留德、留意大利的，在Lufthansa（德航）实习过，非常有长途经验，那个时候是蒋委员长侍从室的私人飞行员，他自告奋勇回到空军做队长，所以就在19号晚上就去了。”
刘荣光：“这个散传单的时候，散传单的人把那个驾驶杆压下去，这飞机俯冲下去，那后座驾驶员他以为发生情况，就放开手了，前面也以为后座发生情况也放开手了，后来后座那个苏文华都晓得不对，这个飞机拉得很紧的话容易把机杆拉断，所以慢慢拉起来往前飘，飘很久。沿途风雨很大，那么我们去3点多钟到达目标，回来也要飞4个多钟头才到的了。”
空军在三军中可以说是比较年轻的军种，事实上飞行器加入军事行为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而我国早在1910宣统2年就有了一个设在北平南苑的飞机场了，袁世凯也办过航空学堂，由秦国镛当校长。民国6年张勋复辟的时候，秦先生还飞到紫禁城上空投了3颗小炸弹，其中虽然有一个没爆炸，但已经吓得皇帝不敢上朝了。飞机既新鲜又管用，于是各地方军便不惜巨资纷纷聘请洋人来华训练自己的航空队。根据记载，当年直系军阀的航空队长月入可达350元现大洋，飞行员140元，但一个伙夫却只能领到5元钱，可见能飞有多吃香了。其他诸如奉军的张学良就在法国学过飞行，也有自己的空中武力。可惜我国早期的空中发展一直都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之下以致乏善可陈。直到民国17年蒋总司令决心创建国家空军，才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设了一个航空班，相继又扩大编制为航空学校并于民国20年底迁到了杭州的笕桥，到这个时候空军建军的雏形已逐渐形成，中央航空学校也正式成立了。
毛瀛初回忆说：“从九一八以后，我们受到日本人侵略的耻辱，同时我们委员长蒋公感觉到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非要借空军的力量才能够打国际的战争，报仇雪耻。我们就从南京搬到杭州，在笕桥这个地方由委员长亲自兼这个航空学校校长，（民国）21年的9月1号成立。成立以后他（指蒋校长）可以说全副精神支持，借训练、建立黄埔精神把军阀打倒了，他要把训练空军，拿黄埔的精神训练笕桥的精神，变成个能打败帝国主义的一个学校。”
我国空军步入健全发展的正轨要归功于蒋夫人当年在美国游说，力邀美籍退伍军人加入这个庞大而先进的建构工程。
毛瀛初：“美国顾问团由美军的现役军官退休后（组成），他的顾问团团长是裘魏德，他来的并不是一个顾问团，他是带来的美国的飞行军官、战斗军官训练，整套的制度以及技术方法，一个法规，树立了中国空军的飞行训练制度，也可以说这个制度的树立以后到今天，我们空军还是按这个制度在做。”
不过，从民国20年开始空军一直都隶属于军政部的航空署之下，而非一个独立的单位，直到民国23年才在南昌成立了航空委员会，由蒋委员长亲自监督、发展，蒋夫人任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
毛瀛初：“我们成立了航空委员会才是真正有一个独立的空军的一个军种，一切的成军、建军准备才是有一个积极的推动。”
但是建军毕竟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话，以当时国家的财力而言，要完成一支空中武力的全套硬体配备更是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全国老百姓发挥了空前庞大而惊人的力量，在乡村，在城镇，无论老少，不分小康、贫穷，甚至连乞丐都掏尽腰包慷慨捐输，1毛、两毛、5毛、一块，散沙聚成巨塔。
在民国25年10月，蒋委员长50华诞那一天，完成了空军建军史上着名的“五十献机”全民活动。
王荫华：“（民国）25年那年刚好是蒋委员长啊，蒋委员长50大寿，为了庆贺他的五十大寿，全国的同胞捐了差不多有80架驱逐机。”
抗战爆发前夕，在我空军战斗序列中，前敌总指挥为周至柔，副总指挥毛邦初，参谋长石邦藩。他们虽然下辖了10个大队，但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其实只有6个大队，他们分别是：二大队大队长张廷孟，驻广德；毛瀛初：“二大队他是买的诺机，诺机就是轰炸上海啊。”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驻南昌；毛瀛初：“也可以说开战的时候的相当的一个主力，有是新买的霍克_3。”三大队大队长蒋其炎，驻句容；毛瀛初：“那么三大队的二十几架飞机都是各式的飞机。”八大队大队长李怀民，驻南昌；毛瀛初：“八大队只有几架这个重轰炸机，买的马丁机几架。”九大队大队长刘超然，驻蚌埠；毛瀛初：“九大队就是许来克，许来克就是对地攻击机，就是说有机枪很多，带小炸弹，就是低空的地面攻击，总数大概120架左右。”
这一百多架战机事实上开战还没多久就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毛瀛初说：“8?14打到南京就飞机光啦，到南京最后啊9月十几就没有飞机啦。”
像王广英这个队只剩下一架轰炸机和一架战斗机，他说：“这飞机一架一架少，最后呢剩到我一架飞机，空军还有个雷炎均你们晓得，他剩了一架战斗机。有一次我炸这个阳明堡机场，就我一架飞机，炸完之后就回来，因为怕敌人飞机起飞来追我啊，可飞到半路上我看到那边地上一个行军纵队往南走，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我往这边一看，不对，还有一个太阳旗，有这个穿着呢子军服，我一看到之后马上回头来了，我是4挺机关枪，‘哗???’在机上这一打之后，他们有人往旁边跑啊，有人就打我啊，我会到机场之后，落地，飞机上的螺旋桨都是那个血啊，这个喷的啊，血打的那个螺旋桨还有飞机的机头上，连飞行眼镜上都有一点，尤其是那个风挡啊???都是红点子很红的小点子，象雾一样的红点子??????”
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够勇猛，更非技不如人，苦只苦国家太穷，无可用之机。
1937年底，我们先后向苏联引进了E型飞机7百余架和近500位俄军官兵，就这样才撑到武汉保卫战。
毛瀛初：“武汉这一次真正是叫空战，以前他们有轰炸机来没有掩护我们打下，以后他有轰炸机有掩护过来我们是吃亏的，我们被打也就是小型的，武汉这一次，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说已经集中了全部兵力，加上俄国人的支援队，两个队，打了战果非常丰富。”
在4次武汉空战中我军击落敌机达60架。
武汉空战记录：
时间 击落敌机
第一次 27?2?18 14架
第二次 27?4?29 21架
第三次 27?5?31 12架
第四次 27?8?3 11架
但这也是抗战初期最后的空中战役，因为我们必须留下仅有的筹码保卫重庆。
不久，欧战爆发，俄军纷纷复归，总计他们在中国战场上包括大队长库里申科在内约近百人因作战而阵亡。
空军战斗与与其他军种不同之处在于时间短、人员少，是输是赢立见真章，所以每个飞行员都勇猛无比、视死如归。由于须臾之间便可决定成功成仁，因而更能凸显其英雄本色！像高志航便是个例子。
王荫华：“这个人真是忠勇爱国。”
陈光斗：“他是一个战神，空军的战神！”
民国26年11月21日，高志航不幸在周家口机场殉难，年仅29岁；
民国26年12月26日，刘粹刚（第24中队中队长）在高平迫降时殉国，生前共击落敌机11架，年25岁；
民国26年8月17日，阎海文（第25中队飞行员）在8?13沪战中被击中，落入敌阵，自杀身亡，日军为之立碑，曰：“支那空军勇士之墓”，年21岁；
民国26年12月3日，乐以琴（第21中队副队长）从8?14起，一个月间击落敌机9架，被誉为“空中四大天王”，于南京上空殉国，年22岁；
民国27年2月18日，李桂丹（第四大队大队长）继高志航后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在武汉空战中，创12分钟独歼敌机3架的纪录，亦于是役牺牲，年24岁；
民国26年8月19日，沈崇诲（第9中队分队长），26岁，沪战时在余山海面执行轰炸任务，因机件故障与同机陈锡纯（第9中队飞行员），23岁，直冲敌舰，机毁人亡。
当然，在空军中九死一生的英雄人物也不少，像董明德（第5大队大队长），他在抗战初期作战139次，个人击落敌机7架，便是个例子。
但无论如何，在战时身为一个空军太太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都是难熬的。董明德夫人楼肇端说：“那个时候我们日夜的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担心哪，因为一次空战就可能死几个人的，而且我们在下面看到，因为有时空战就白天嘛，我们大家都跑，逃警报了，逃到防空洞去，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进去，都在外面站着。太太比方说今天先生没有回家，明天也没有回家，她们马上就来找我来了，因为和我住的都比较靠近，她说你有没有听说，董太太你有没有听说我的先生怎么还没回来？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不能告诉她们啊。”
从七七到武汉失守这15个月间，空军飞行员殉国人数多达202位，他们的平均年龄还未超过23岁，单就四大队而言，抗战期间就换了13任大队长，这些烈士的名字都一一的记载着，我们很难想象文书官用蝇头小楷书写这份纪录时的心情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空军没有愧对当时凑钱款献机的每一分钱！
中国大陆海岸线背起接壤朝鲜的鸭绿江，南迄于中越边境的北仑河口，蜿蜒曲折，迤逦了一万一千余公里，它是国家通往世界的门户，也是抵御列强入侵的海疆防卫线，可惜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扇海上大门被彻底捣毁了，外敌的船只不仅可以恣意横行，更深入了内陆水域，因此在当时大清帝国可以说是处于门户洞开，几无海防可言的境况之下的，这种情形相较于16世纪郑和下西洋的风光，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抗战初期，日本只是由长谷川清的一个第3舰队就把我国绵延一万余公里的海岸线锁得死死的了。海岸线之被封锁从军事角度来看，对中国而言固属不利，但更严重的是经济面的损失。战前，在中国总岁入中，关税便占了43%强，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这一封锁等于完全切断了对外贸易的管道，没有“关”也就没有税了，所以原本拮据的财政状况如今更如雪上加霜，越来越窘困。这种处境对当时身为中国海军的袍泽而言是相当无奈的。
第十集 失去海岸线的勇士们
在沪战期间，空军的战绩是十分煊赫的，但海军的际遇就比较坎坷了，因为当时他们主要任务之一竟然是要在江阴沉船。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几乎是介于京沪两地的中间点，由于这里江面比较狭窄，自古以来皆被视为军事要地并设有要塞基地。
战前，日军的军舰是可以直通汉口的。沪战开打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所以决定在这里沉船以堵住航道。“破釜沉舟”虽然意在表示决心，但多少还是有点无奈，尤其这个任务由海军自己来执行，就更是情何以堪了。
据说当年沉船是由两位少尉军官负责的，我们找到了其中之一林君颜（通济练习舰 见习官）回忆说：“大概就在8月初我们就开始准备沉船了，那时候好像上面告诉我们等到商船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江阴口啊，商船一来的时候你们就把它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它要它海底壳开下来沉。”
有关江阴沉船的经过，当时任职招商局的喻伯纲证实说：“那个时候啊，我在招商局的公平轮当二副，我们刚刚由外洋回来就奉到命令，马上要奉到江阴，我就把这个船带到这个江阴，带到江阴就交给海军，那时候海军都是福建人多，海军呢，他要我马上沉下去，马上沉下去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沉船就很简单嘛，就把那个塞口开开嘛，那个船就进水了，就沉在江阴。”
林君颜：“就这样，大概8月初一一起沉掉17条，我看得很清楚，然后一直等到8月11号，忽然间，我还记得我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好紧张船上，为什么呢？”
陈绍宽接到的手令是这么写的：“凡年在四十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
林君颜：“不晓得各位晓不晓得，那时候我们是准备12号就把日本封锁了，不让他船走开，然后我们把它围在里头打它，我们等于准备我们先开战。那时候行政院的秘书不知道各位晓得不，我忘记了他叫什么（查为吴秋岳），一个大汉奸，把这个消息告诉日本，所以陈绍宽就赶紧下来，赶紧补，整个的准备在12号补，补的话大概还要准备5条的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结果我那个通济船也是当中之一。”
在江阴自沉的军舰中有一艘名叫“海琛”的巡洋舰，是北洋覆灭后，清廷向德国订购的，于1897年驶抵国门。交船的同时原厂送了一具模型给当时我国驻德大使馆，后来辗转运到台湾来，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具，算起来已经整整102岁了，这大概是迄今唯一还可以具体而微地窥其全貌的一条船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位“海琛”号上的水手，有他嘴里知道了这条船的最后消息。
（海琛号水手）朱再明：“海琛号有八门炮啊，拆下来，拆下来就装在田家镇，武穴县田家镇和夫子口。”
今天，江阴江面的流水依旧，路过的行船已不再有人去提起含恨河底那些破铜烂铁的故事了。在蒙蒙的江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江阴大桥的工程在进行着，大桥建成后这里想必又是另一番景象吧。当年血战五昼夜的江阴要塞遗址目前还在，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显得十分荒凉。阵地、壕沟、暗道也许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经年曝露与风吹雨打之下的各式火炮多已氧化生锈了，它们像似一堆废铁一样，但我们总不忍心以废铁来相对，因为毕竟在它们身上发生过许许多多壮烈的故事。
在沪战初期，海军除了江阴沉船外也有过多次主动出击的行动，其中以突袭“出云号”最为成功。1937年8?13沪战爆发的第二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沿途险象环生，171艇没跟上来，最后由安其邦与胡敬端驾102号艇攻击停泊于汇山码头的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这是抗战初期中国海军在绝对劣势的处境下所发挥出的一次漂亮出击。
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后来随着淞沪战事结束，大军西移，才放弃阵地，退守南京。在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对迟滞日军西进的速度究竟产生了多少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对海军而言，弃船、沉船都是一件痛心的事，但在抗战初期，沉船、卸炮、上岸、边走边打，却成了海军不得不如此的作战方式。
我国近代海军的肇建起步很早，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据已能制造“火轮”，1866年，左宗棠的福州马尾船政局造船工人即多达一千余人，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海军学堂培养海事专业人才，这个时候明治天皇还没有登基呢。但海军的发展却十分坎坷，由于清廷昧于国际情势变化，忽视海疆防卫的重要性，就算编列了建军预算，也常被挪作他用而无法正常成长。
1884年，中法战争毁了福建马尾的南洋舰队，1894年，甲午之战北洋舰队又全军覆没，经营了30年的海上武力到此可以说已荡然无存了。其实我们丧失的还不只是海上的船舰，因为连陆地上的主要军港也被列强占的占、租的租而所剩无几了。
清廷痛定思痛，于1895年起又开始购舰建军从头开始，这里面包括三千吨左右的海字号的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肇和以及一千吨以下楚字号的炮舰楚有、楚泰、楚观、楚谦等约三十余艘，这些船舰一直服役到抗战初期，后来炸的炸、沉的沉，一艘艘鞠躬尽瘁毁而后已。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而外，大概只剩下海筹、海圻的舰钟和海琛的模型了。
从清末开始，我国海军一直都分为北洋、南洋和粤洋三支舰队各自经营，这是无法团结壮大的因素之一，到了民国，中山先生到1917年组护法政府，令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成立护法舰队，还是南北对立的局面。
1922年陈炯明叛变，温树德带着船队投靠北洋军阀，护法舰队于是瓦解了，直到1927年，我国的海军才因蒋总司令北伐的号召而统一，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海军总司令为杨树庄，分辖陈季良的第一舰队、陈绍宽的第二舰队和曾以鼎的鱼雷游击队，他们扼守长江、收复宁沪，立下了不少功劳。
从1928年到抗战军兴，我国海军舰艇的增添大多是由“江南造船所”自造的，其中以2600吨的巡洋舰“平海号”战斗力较为强大，加上向日本买的“宁海”，老舰新船拼拼凑凑起来也不过6万吨左右而已。
“七七事变”后，当时海军部长陈绍宽立即调整部署整合战力，除在闽江口、珠江口和青岛留下少数舰船戒备而外，所有战舰前后都开进了长江，以全力拱卫首都南京。陈绍宽的措施等于放弃了整条海岸防卫线，退守内陆航道，我国海军也于一夕之间变成了“长江水师”了。
在各军种中，我国海军的养成教育发轫最早，除了同治年间就开办了的马尾海军学校外，到了民国还有黄埔海军学校、青岛海军学校和1933年创办的海军电雷学校。他们由于受训时间较长，要求严格，所以对海军干部的素质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以马尾海军学校为例，一个军官的养成时间即长达八年之久。他们招收小学毕业的青少年，给予极为严格的体能以及专业训练，直到22岁才分发入伍。马尾海校同学回忆当年的学生生活犹能历历如绘，他们说：
邹坚（青岛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等于是，现在讲等于幼年海军学校，那么都是14岁就进去了，后来转到青岛海军学校，那个时候改制，改了高中毕业才投考的。”
刘耀璇（马尾海军学校）：“海军的过去都要念8年。”
陈鸣铮（马尾海军学校）：“那时候受的训练非常严格，我们每天除了吃饭、操场、上课、睡觉，就四个地方。”
池孟彬（马尾海军学校）：“那个时候我们数学也好，譬如说代数几何、航海学、天文学，象轮机班的所有机械课程都是原文的。”
陈鸣铮：“军事训练没有礼拜，没有寒假、没有暑假，夏天只有半天上课，半天是游泳，一直练到6月底，期考放假4天，连下去第二学期，一直连下去13学期。”
关世杰（青岛海军学校）：“我还在英国的这个Eagle(Eagle为舰名：老鹰)，那是航空母舰上，还有他的潜水艇上实习，增加我们海军专业知识。”
这些人虽然接受过非常完整的海军养成教育，可惜抗战一开始他们就失去了一展长才的舞台——那长风万里的海洋。1938年武汉会战后有毁掉了大多数的船只，他们从海军变成了陆军、炮兵、装甲兵，甚至进了空军，最后有的还成了游击队。在三军中他们是境遇最为坎坷艰苦的一个军种。也许他们丧失了一切，然而却没有因此丧失了斗志。在八年抗战中，他们化作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岗位上拼着一条命，苦战到底的精神一点也不会因为没有显赫的战绩而逊色。
沪战期间，在江阴水域的海军是以“破釜沉舟”为收场的，而远在华北、青岛的海军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参与青岛撤退的海军官兵回忆说：
（海军舰队教导主任）俞柏生：“在这个撤退以前，所有的几条船，那几条船都很小而且很少的，沉那个???堵塞那个港口那样子，事实根本不能用，就这样子，那船的炮都拆下来，船里的枪、炮拆下来之后呢，变成了海军的炮队。”
关世杰：“这个炮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拿这个炮才能打日本人，因为当时的陆军没有这个装备。”
（海军指挥部少尉参谋）宋长志：“这个炮拆下来摆在火车上一部分，一部分就随着地面作战，摆在火车上就是沿着一路一部分派到胶济路上到济南的方向，阻滞敌人的南下。”
关世杰：“拉一门炮弹大概是???1个、2个、3个、4个都用皮带套在身上，大概6个人才能拉得动。”
（海军第4中队少尉）马纪壮：“我们大概相当10条船吧，（炮）一起总有100门左右我想。”
关世杰：“这个炮训练好了，派到禹城以后，那么我就是进入这个徒骇河，就是禹城右边的阵地，马纪壮就进入左边的阵地。”
马纪壮：“我们在禹城做什么事呢？保护津浦路大桥。”
关世杰：“津浦路大桥，敌人的装甲车就搁在铁路上，目标射击就是禹城车站。”
马纪壮：“只有4门炮，都是直射的。”
关世杰：“我开始大概只有十几发炮弹，看见那个车它冒烟就往后退。”
俞柏生：“青岛撤退之后，一直撤退到汉口。”
马纪壮：“从海军变成陆军变成装甲兵，这是很大的变化。”
经过八个月的鏖战，我军战舰已经所剩无几了。
1928年4月，军事委员会制订了长江防务计划，整编剩余船只为两个舰队和一个江防守备队，负责守卫从鄱阳湖到洞庭湖之间的水域，包括马当、湖口、田家镇到汉口、岳阳等地区。江阴沦敌后，日军溯江西上杀进了江西，以水域而言首当其冲的便是位于鄱阳湖北方的马当要塞。
马当之役于1938年6月25日展开，当时守军回忆作战的情形说：
（马当守军中队长）俞柏生：“当时我们有8个中队，8个中队大概有一千多人，并不多，那么正好守在要塞的一条线上，山上的要塞组好了阵地，差不多都补满了。”
（马当守军中队长）宋长志：“他们先用炮击打我们的要赛区，炮击以后就开始登陆，登陆了海军陆战队。”
俞柏生：“那时候我们的中国空军有9架飞机，我们直接在战线里看，看得很清楚，9架飞机到那个上空整个轰炸，一炸之后他就退回去了，25号又撑了一天，到26号一早上我们就撑不住了。”
宋长志：“日本登陆以后，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
关世杰：“海军的损失惨重，几乎在前线那些上千名的官兵啊，差不多半数都死亡在那个地方。”
宋长志：“撤退时日本的飞机不断地追随跟着我们来扫射，那我记得很确实，丢炸弹，最近的一颗炸弹，大概那个炸弹坑离我也就十几公尺啊，我们的小孩子一下子就说‘卧倒’，一下子就卧倒了，卧倒了地都震动了，肚皮就感觉到震动了。”
7月，湖口、九江沦敌。8月，战事由江西溯江进入了湖北，海军以田家镇为第一道防线，协助陆军展开了武汉保卫战。也许您还记得，当初从“海琛号”卸下来的8门炮就是安装在田家镇的。事实上抗战初期国军中最有效的火炮大多是从军舰上卸下来的。当时在田家镇海军服役的曾耀华便证实了一件舰炮击落敌机的故事，他说：“那么有一天，忽然日本飞机20几架来了，一起来轰炸，同时来，那海军当然有好几条被打沉了，海军的炮那时候有的还可以用，打过日本飞机。这个日本飞机后来我跟同学上岸去看，看到了被我们打下来的日本飞机，这个飞机上呢死尸有，死的日本军人是7个人，我们数了一下有7个人，都倒在那个田埂里面泥巴浆里。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去拿什么纪念品，去找就找到那个翅膀上，机翼上有这么一块牌子，那是写‘96式陆上攻击机’。”
8月22日，日军开始进袭武汉，海军炮队在田家镇血战了12天。武汉之役在苦战了两个月之后弃守，海军奉令掩护大军西撤。10月25日，日机大举来犯，我舰队在金口江面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金口之役可以说是抗战期间中日海军唯一的一次比较大型的水上作战，参与这一役的海军官兵回忆当时的战况说：
（中山舰见习官）陈鸣铮：“27年10月25号，汉口撤退的头一天，我在中山舰，头一个飞机下来之后，就俯冲下来就丢炸弹，丢在船边???下水，连着6架飞机俯冲下来，前后大概一个多钟头，我们直接被他命中了6个炸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舰长已经在舰桥上腿已经炸断了，那个时候副长就请他离开，舰长不离开??????”
（永缜号见习官）池孟彬：“我那个时候是在驾驶台，那个时候有一群的???这个弹啊，炸弹啊，掉在右舷，那个水柱啊，那个压力啊把船向左边压，那个时候我们在驾驶台的人除非有扶的，没有扶的都跌到地下去了，后来我们马上爬起来，大家相互一望啊，大家都好象是黑人一样，为什么，它太近了，炸弹的这个烟火、黑烟啊就笼罩过来了。”
（楚谦号见习官）曾耀华：“长江还有很多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民船，那有很多的船也都往上游走啦，长江看过去真是一片红水，那时老百姓被炸得很惨，被炸死很多。”
陈鸣铮：“在那个时候，副长宣布弃船之后，我们几个人浮水，那个时候汉口啊水已经冷的不得了，我给冻僵了，差不多在水上一个钟头，游泳游不动了，后来有一个民船把我救起来，假如那个民船没有来，我一定再过五分钟就沉下去了。”
从此我国海军船舰与日军之间便不再有任何面对面的战斗了，但这并不表示海军抗敌的任务就此中止，甚至可视为另一种更有效的战术充分运用的开始，那便是布雷。
“雷”造成了日军极大的困扰和损失，这对抗阻敌军利用水道进攻、补给所产生的作用更难以估计了，有关海军布雷作战的状况，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再做说明。
金口之役已经匆匆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于是役中被击沉的“中山”舰在1997年春被打捞出水，面对这一艘在民国史上深具历史意义的船舰遗骸，回想多年前金口水面那一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恶战，令人无限感慨，更为是役阵亡的海军弟兄们致以无上敬意！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之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里，中国丧失了天津、北平、张垣、归绥、包头、安阳、太原等北方主要城镇和全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伤亡军民同胞已超过两百万人，但中日两国并未宣战，未宣而战似乎意味着当时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政治斡旋的空间，而事实上亦复如此，尤其是日本政府，象“七七事变”之后在7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虽然决定派三个师团增援华北，但仍希望把战事控制在平津地区，可见他们并不想扩大战争，可惜日本政府的决定如同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的“不扩大政策”一样，并没有受到军方的重视，因为当年东北得手后，天皇等于追认了关东军的“违旨”行为，而“七七事件”后进入华北战场的主力又是板垣、东条这些人，所以局势便更难掌握了。
当时裕仁也许曾经担心漏子会捅得太大而问过杉山元，但陆相杉山元的报告则说：“支那事件可以在三个月之内解决”，可见杉山元想的是日军可以依仗着绝对优势的军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战场的战事，这便是所谓“三月亡华”一说的由来。
日本因为有了武力为后盾，所以在“七七”之后由驻华使节向我国外长王宠惠提出赔偿、道歉、撤军等“和谈”条件，甚至在“八?一三”沪战后还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传递严苛的“谋和”调停方案，这个方案有四个重点：
一、承认满洲国；
二、除华北外，在长江流域设非军事区；
三、缔结关税贸易协定；
四、中国赔偿部分战费、支付占领费用。
从这些严苛的条件看来，显然日本当时确确实实低估了中国的抗战决心。
在中国这一方面，自从“西安事变”国共言和之后,纷扰多时的“安内”问题已不存在了，这个时候蒋中正的声望如日中天，全国上下对他的唯一期望是领导中国人民对日作战，这种“势”使他在没有选择的状况之下在卢沟桥开火，战争既起，他就更没有妥协的空间了，因为他很清楚摆在眼前唯一的路是仅仅掌握全民所凝聚的这股气，拼战到底，所以当沪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便宣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示长期作战的决心。
反观日本这边，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外务省与军方有着相当大的矛盾，即连海军与陆军之间意见也不合，象陆军比较重视华北，他们一直认为苏俄才是第一号敌人；而海军则主张南进。重光葵在战后回忆说：“华北的陆军迟迟不肯出兵是淞沪之役竟然拖了三个月的主要原因。”
历史学者唐德刚分析了当时日本内部冲突的情形，他说：“日本人呢他出不了希特勒，他也出不了斯大林，所以他弄得那儿上一层分裂了，天皇呢是个虚的，他底下的军人，海军同陆军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就发生摩擦，他这个明治天皇还可以控制他们，到后来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对他们就没有法子掌握了，没法子掌握他就两方面竞争很厉害，就在抗战时期他们要征服世界了，他们海军有海军的办法，陆军有陆军的办法，这陆军呢就主张北进，打垮俄国跟欧洲结合了，海军呢就主张南跨太平洋，他们的目标相同，目标啊他这个最后的归属啦是相同的啦，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
在军事方面，淞沪这一战日军虽然拿下了上海，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超乎他们意料之外的，除兵员云装备的损失而外，更严重的伤害是信心的动摇，一种欲速不达的焦躁、茫然、以致愤怒的情绪冲昏了日军指挥官本来就不够理性的脑袋瓜，所以在这个时候，松井石根更不会甩东京统帅部所谓“驱逐上海附近的中国军，以苏州、嘉兴为追击界限”的命令而恣意独行了，因为松井深信攻下南京，严惩支那军必能使中国屈服，显然，他不仅错了，而且疯了。但南京保卫战，我们正是在一群几近疯狂的刽子手之前展开的。
第十一集 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2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下辖13个师，加上其他军种部队，号称10万人。也许唐生智没有搞清楚，这些部队里面比较完整的实际上只有刚从湖北赶到的徐源泉的两个师和邓龙光的两个师，这两个师本来是要增援上海的，但才赶到广德仗却已经打完了，因此才又奉命驰援南京，所以都可以说是疲惫之师，而其他部队的状况就相当严重了，象叶肇、王敬久、孙元良、俞济时、宋希濂等都是刚刚打过硬仗，一路退下来的疲惫之师。
上海到南京之间距离大约为300公里，我军是11月15日左右全部撤离淞沪地区的，12月5日日军即已兵临南京城城下了。这20天当中，我军在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没有堪以果腹的给养之下，沿途冒着敌人的炮火、轰炸，狂奔了3百多公里，假如要这些部队一到南京就要马上进入阵地，恢复战斗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事实上我们不能以番号来计算守军人数，更不能以兵力来论战斗力。
在日军这方面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来的可是完完整整的9个师团，加上独立单位，全员逼近30万之众，兵分三路倾巢来犯。北路沿长江南岸取常熟下福山，仅在江阴遭受我军强烈抵抗，接着便一路过镇江渡江北袭扬州；中路走京沪铁路陷苏州后过无锡，于12月2日占丹阳，6日攻陷句容，此去南京只有48公里了；南路绕浙江嘉兴、安徽广德，在这里（广德）和我军刘湘部队遭遇，145师师长饶国华在这一役中壮烈殉国，12月初日军绕过芜湖，渡江从西侧进逼浦口，包围南京，首都保卫战已近在眉睫了。
江苏省以江宁与苏州而名，是我国有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这里由于河流纵横蔓布，物流交通方便，早有“鱼米之乡”之誉。晚清江南一带的税入即高出其他省份达20倍之多，由此便可见其富庶之一斑了，但是1937年11月，在30万敌骑践踏之下，这个地区则是满目疮痍面目全非了。
也许，时间会改变一切，当年飞扬跋扈驰骋在这一片土地的日本军人至今活着的都已垂垂老矣了，漫长的岁月使他们成熟，也学会了反省，因此在他们之中就有不少人对于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而自认罪孽深重的。
1995年，制作小组外景队在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地找到中日之战的日本退伍军人七十多位，他们多以“谢罪”的虔诚态度面对镜头、接受访问的。谈到了战时的境况他们记忆深刻，就如同昨天刚发生过的事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现在他们是用另一种心情去感受罢了。他们之中也有人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问世的，像曾根一夫就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亲历记》，描述他怎么从一个单纯的学生变成刽子手的故事。他回忆从上海杀到南京的过程说：“从上海到南京大约300公里，如果后方一直都没有持续运送补给来的话，食物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当时攻略南京的最高长官就下了个命令，在南京这个地方自己找食物吃。那时中国当地老百姓也没有食物吃，如果食物被日本士兵抢走的话，中国的老百姓就会挨饿，所以怎么样都不把食物交出来，只好蛮横地硬抢》”
永富博道：“日本军所做的事还不只这些，从上海到南京这一带，已经到了没有任何一位是处女的程度，彻底的强奸、轮奸，到了最后，为了湮灭证据就加以杀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天上有天堂，在地上有苏州、杭州这个美女的产地，美女很多的地方。日本军彻彻底底地杀人犯罪。”
以上两位都是60多年前跑过京沪线，并且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这些话由他们的口中说出来，总不会是“捏造”的吧！
事实上，日军从1937年11月起在我国长江三角洲犯下的罪行，涵盖江苏、浙江和安徽三个省份，烧杀、掳掠、强暴，远不止于南京一个地方。从上海到南京，这一片横宽300公里，纵深120余公里广袤富饶的土地在30万日骑蹂躏过后的惨状可谓罄竹难书。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田伯烈当年也有过详尽的报道，他说：“再往松江路上可以看到满载而归的日本军队，他们还迫使中国老百姓背负财富，包括鸡、鸭、活猪，连杭州玉泉寺放生池里的鱼都被捞光了。
无锡，这个号称“小上海“的工业城镇在敌机猛炸之下，看不到一只鸡、一只鸭、一头猪，在东亭几乎连一幢房子一片瓦都不剩了。在苏州，整天都听得到爆炸声，肢体、砖石不断飞腾，如同瀑布泻落一般，尸体堆满了马路，散遍田野。当时苏州居民郭荣华回忆她目睹的惨状：”树梢上挂的也是尸首，屋顶上挂着的也是尸首，电线杆上、树梢上都有啦，都有，到处都有，那都是飞机炸弹炸的，炸得肠子出来，我们吓得跑啊，看得肠子出来一大堆，好吓人哪，看头掉了，小孩的头坠掉了??????“
在这里，究竟有多少妇女惨遭奸污很难估计，为了不留活口，日军把竹竿戳进妇女下体扬长而去，先奸后杀的尸体一路走来比比皆是。日军在京沪这一条线上究竟杀了多少人很难统计，但单就江苏一省17县的统计，大概可以看出一点眉目来：
县份 灾前人口数 灾后人口数
1937年 1939年
江宁县 344，202 251，370
无锡县 265，007 247，304
句容县 284，455 273，003
昆山县 257，576 140，271
江浦县 127，600 50，450
青浦县 250，000 199，090
如皋县 160，400 12，630
崇明县 427，796 307，005
金坛县 269，617 204，903
丹阳县 607，430 470，786
金山县 165，412 155，415
嘉定县 273，213 241，542
常熟县 695，655 638，407
吴江县 504，088 501，302
吴 县 437，305 404，269
松江县 408，091 308，095
总 计 5，906，512 5，090，145
一中国农民生活状况而言，流动率是很小的，在不见了的90万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就只有天知道了，但可以看定的一件事是在这一片土地上的财产损失、人命死亡绝不下于南京城。
南京为我国六朝古都，从战国开始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368年，朱元璋攻占应天府，元朝覆亡，明朝便在这里建都，相对于开封的北京而改应天为南京。民国16年，国民政府奠都于此，为我国战前政治中心。南京西揽长江，东屏钟山也就是紫金山，龙盘虎踞气势雄伟，但却不是一个易于防守的地方，当年明太祖便花了21年的功夫修建南京城以防卫京都。南京的城廓长达30多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城”，当时有13个城门，其中以城南的中华门最为壮观，这道门有门券四层，墙基厚达14公尺，城墙顶上还筑有藏兵洞，可供三千人驻守。中华门的坚固是冲着它正南方的雨花台而来的，雨花台和紫金山是进攻南京的必争之地，敌军只要攻下这两个据高点，守军就只有靠城墙来抵抗了，所以雨花台正面的中华、光华和紫金山下的中山、太平这四处城门变成了首当其冲的要塞。南京城西北方还有个很重要的后门，那便是挹江门。挹江门外的下关是通往后方的口岸，一旦兵败，这里便成为逃生之门了。自古以来，南京的攻防都以此为模式，这一次也不例外。
那么在这一役中又是谁的部队防守从中山门到中华门这一线重要的任务呢？他们正是刚从淞沪下来的王敬久87师和孙元良88师，还加上桂永清的教导总团。
（87师518团）李文秀：“紫金山是教导总队，那时候教导总队是桂永清，后来是不是他我就不知道了，守中山门。我们87师是中山门到中华门，守城防是36师。”
（88师524团）蒋堂华：“中华门就是南京的大南门，大南门外面是雨花台，雨花台在过去就是乌龙山，徐源泉这个第10军守乌龙山，我们守雨花台，守大南门。”
12月1日，日军攻下江阴要塞，从水路来看，江阴是扼守京都的咽喉，江阴一失，南京已经无险可守了，更何况日军还占了陆空两方面的优势，所以早在11月底就已经把南京炸得象座废墟。
12月7日，蒋委员长飞离南京，指示唐生智坚守两个星期，唐信誓旦旦，决与南京共存亡。由于唐生智扬言与南京共存亡，所以没有拟定撤退计划，以至后来撤退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12月8日拂晓，日军发动全面攻击，参与这场混战的国军弟兄们回忆说：
（教导总队）王文生：“很乱的，一来都是几百架，3、4百架，4、5百架的飞机来炸南京，这个天上就看不到天了，蒙住了一层了。”
（66军160师）李超华：“日本人都是战车啊、骑兵，好厉害啊那个骑兵，那个骑兵都用机关枪扫射，那么就不管他了，死也要走啊，不走要死，不死也要走。”
（71军87师）周有华：“87师啊就是打南京，打南京紫金山。”
李文秀：“城外打了四天四夜，这个紫金山丢掉了，丢掉以后，结果我们部队在城外没办法要过城，36师就不叫过，城门用麻袋堆起来，我们部队撤，撤不回来。”
周有华：“紫金山下来的士兵，南京有个小南门，那没有桥的，那就是一条河啊，那要游水游过去，我们那一班人哪当时游水就游掉了两个人，在水里淹死两个。”
李文秀：“唐生智他下令掩护撤退，到36师督战，不准退???最后没办法，我们营长爬墙爬过来，当然死伤一部分，到了水西门城墙不准过，城门堵起来，那怎么办？”
由于不明状况，不许城外守军进城，造成了87师不少伤亡。
（36师）方振东：“我们师长为那个事情啊还撤职，宋希濂啊。”
（88师523团）易瑾：“这南京啊那就很惨，南京是混战。”
柳川的谷寿夫师团于9日起，开始向我守军的城东南方阵地发动攻势，88师在雨花台争夺战中伤亡惨重。
（88师262团）蒋堂华：“南京啊，提起来真是血泪史啊，那个刺刀戳死的人啊，简直没有办法，都是还不死呢抬着就上那个马路上挡他的坦克车。”
12月11日，松井下总攻击令，日军以重炮猛轰中华门，接下来是一波又一波冲锋，在城垣坍圮之处，日军架上云梯鱼贯攀登，我军竭力防堵，战斗之激烈，战法之原始实在难以形容。
李超华：“太平门冲锋出来死了多少人哪，整个师里面有5万多人，一个军里边1万到2万人，死了一半多，（问：你看到满地都是死人吧？）???满地都是死人，我们给死人碰倒也有啦??????”
南京保卫战比起淞沪要单纯许多，守军首要职务是要巩固紫金山和雨花台这两个据点，一旦守不住，那么这场仗就打完了??????
12日中午，雨花台失守了，光华、中山、水西、安德、中华几个门先后为日军攻破，南京守不住了。在南京城拼战的关键时刻里，守军司令唐生智正卧病在床，由于失去了统御指挥中心，所以整个战场都是在各自为政的混乱之下进行的。12日晚间，唐生智在召集各部队长下达撤退令之后便先行离城了。这个时候的南京几乎倾城军民都涌向下关，可是码头上却没有船。
李文秀：“到了下关以后过不了江，江里没船啦，人又多。”
方振东：“没有船啦再撤啊，你再上船，他再上船，到了江中人多搞歪了船就翻了，这样子死好多人啊，又不是打死的，都自己在那儿翻船翻死的，都是在那儿乱的没有人指挥了。”
李文秀：“下关叫日本人炮击打死3万多，江里淹死2万8千多.”
方振东：“啊呀，无其数呀，搞不清了。”
李文秀：“那么后来弄杉排，把枕木、铁路拔掉以后下面的枕木编杉排过长江，过长江顺着水流下去，东北角就有一个八卦洲。”
蒋堂华：“我们团副说，88师的兄弟要想活就拆门板，就是这个大庙的那个大门板，拆了7个，用电线杆上的那个杉条，用绑腿绑起来，推到长江来，我们7个人趴在上头，在江里3夜2天才漂到扬州??????”
李文秀：“八卦洲都是沙滩，沙滩以后北边还有江，北边不能走大船，小船啦，结果日本跑进来5个船剿这个八卦洲，八卦洲死3万多。”
易瑾：“日本人简直疯狂，所以我们的朋友、同学，你看长官阵亡都没拿下来，旅长、团长、营长都没把尸首拿下来。”
孙元良：“南京之后，88师牺牲很壮烈，这个88师有3个旅啊，3个旅就有3个旅长，3个旅长中间就是2个旅长就阵亡了，那么有6个团，一个旅是2个团，6个团就有3个团长阵亡了，那么这个营、连，营长、连长啊阵亡的，不是伤喔，阵亡的这个数字很高的，那么官长都是这样子，牺牲这样大，士兵的牺牲，弟兄的牺牲当然很大了。这个南京之役是最悲壮的一役了。”
孙将军所提的两个旅长，一为朱赤，黄埔二期，于中华门下殉国，年33岁；一为高致嵩，黄埔三期，战死于雨花台，年37岁。三位团长分别为韩宪元、李杰和华品章。在这一役中阵亡的将级军官还有87师的易安华，在敌军冲入光华门后肉搏而亡，年37岁；156师姚中英则于城破后战死于第二线太平门，年39岁；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为掩护友军突围而阵亡于挹江门，年45岁。
南京这一役在许多战史中大部分都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有的甚至连提都不提，也许它根本就悬殊得不像一场阵战吧，但我们认为，在上海撤退以后那一片混乱的狂潮之中，这些人仍能不忘身为一个军人守土有责的使命，拼将头颅以为中流砥柱的气节是令人感动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他们的鲜血将永留在那一片被省略了的历史空白之中。
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正式落幕了。从战略观点来看南京之役是毫无胜算的，因为在沪战期间，所有的兵力都投注在上海，这里几乎是一座空城，后来的守军大部分是在敌军的飞机大炮轰击之下从京沪线上一路狂逃而来的在这310公里的路途之中，假如日本军人不忙着奸淫掳掠，也许国军死伤人数更为可观，南京也更不堪一击了。如此以卵击石的局面当局并非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白白牺牲这么多生命呢？说起来也挺为难的，因为当时的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的首都，一国之都连一枪都没放就拱手让人，怎么向世人、国人交代呢？为此，蒋中正才命令唐生智死守两个星期，至少撑个面子打点士气，可惜双方实力过于悬殊，只打了五天，唐生智就败下阵来。
再看日军这一方面，事实上打从九一八开始他们就没把中国军队看在眼里。七七事变之后，席卷平津西下太原，一路上越打越有信心，越有成就感，他们深信三个月亡华指日可期，但没想到在上海却踢到了铁板了，国军在淞沪战场上那种前赴后继不要命的死打烂缠，完全出乎他们的料想之外，沪战的结果虽然他们赢了，但他们仍然觉得有失大日本皇军的颜面，所以又动用了绝对优势的兵力攻打南京，南京虽然也拿下了，但是还不解恨，他们还要“严惩”，严惩是日本人服众的方式，但他们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出来的民族性的差异，而造成了人神共愤的大屠杀事件，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延续了45天之久。这一群看起来井然有序受过训练的日本军人在南京城所见犯下的罪行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文字以及智慧所及的一切工具所能描述的。1937南京的浩劫在人类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人，不可能做出比这一场屠杀更残酷、冷血的暴虐行为。
第十二集 南京屠城
南京屠城假如是一本书，你会难以置信，假如是一部电影，你会嫌它夸张，因为它离谱得超过了你所能想象的范围，但事实上你所看到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其中没有一张照片、一寸胶卷是中国人留下的，因为当时我们逃命还来不及呢！现存的这些第一手证据多来自外籍记者和外国传教士之手，其中有的是日军在沾沾自喜之余摄影留念的“作品”，当他们把这些底片拿到南京一家照相馆去冲洗的时候，被老板偷偷地多洗了一份留了下来，后来成为军事法庭上的有力证据。
根据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的确认，1937年日军在南京城屠杀的中国人应为三十四万人，其中被炸死或零散虐杀的约为十五万人，集体屠杀的军民同胞则高达十九万之多，屠杀场地遍布城内外共有十二处，从北到南分别为燕子矶、草鞋峡、宝塔桥、鱼雷营、煤炭港、龙江口、中山码头、下关、大方向、汉中门、上新河以及雨花台。在集体屠杀的场地中以燕子矶、草鞋峡和挹江门外的码头人数最多，但就这三个地方而言就已超过15万人了。燕子矶在南京城正北方，和长江中的八卦洲遥遥相对，从南往北，登燕子矶是一段缓缓的斜坡，到了江边地形呈90度下陷而形成了悬崖，在这里可以远眺八卦洲，一览长江景色，本来是个风景秀丽的风景区，但由于形势特殊，也成了年轻男女想不开跳崖自杀的地方，为了防止民众到此轻生，教育界闻人陶行知还立了一座“想一想死不得”的碑，没想到1937年，被押到燕子矶来的五万多中国难胞虽然并不想死，但却活不成。
草鞋峡因一片状似草鞋的峭壁而得名，它位于燕子矶的西南方，这里峭壁长约1公里，高达40多公尺，石壁尽处是一片狭长的江滩，再往外便是浩荡的江水了。江滩就是当年日本人残杀我国军民5万7千多人的屠场，由于此地地形特殊，一旦被日军送到这里来的人，逃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了，所以草鞋峡也是难胞生还人数最少的一个遇难地点。
挹江门外的中山码头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倾城军民都涌向这里，因为江上没有船，大家只好挤在码头上而形成了不幸的死亡聚集，日军堵住了码头两端，架起机枪猛烈射杀，持续了4、5个小时之久，一时间长江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遇害人尸体滚落江中逐波而去的很难统计，光是岸上的经过事后清理掩埋者就多达5万一千余具。
集体屠杀多发生于日军进城初期，那个时候连所谓的“国际安全区”里面都难幸免，这个安全区面积约为3?68平方公里，以金陵大学校区为主，当时负责金陵女大校务的是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她是少数志愿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之一。金陵女大原准备收容3千6百个难民，但最后暴增到1万4千多。魏特琳冒险保护难民的勇气和基督教博爱精神比起波兰的辛德勒一点也不逊色，但今天知道魏特琳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南京老市民还记得六十多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叫她“活菩萨”。
“国际安全区”是由金陵大学董事长杭立武和十六位外籍人士在11月间发起筹组的，并由德商西门子公司的拉贝担任主席。拉贝是德国汉堡人，于1908年来到中国经商，常住中国达30年之久，在日军进城这段时间，安全区收容难民近25万人，连他的家都挤进了600多人。拉贝每天除了对付日本人、照顾难民而外，还将其所见所闻非常详尽地记录下来，于1942年在柏林装订成册，但这份手稿竟然尘封了近60年之久，直到1995年才出版面世。
《拉贝日记》中文版全书七百余页，记载1937年9月开始到1938年3月拉贝离华为止，正是南京最黑暗悲惨的时期，国际安全区里的真实状况令人不忍卒睹，这份重要的近代史料在同一时空之下呈现了人类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在今天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然而在当时，南京人的苦难却才开始，刘秀英回忆当时“难民所”的情形说：“金陵大学他办了一个收容所，那又叫‘难民所’，那很多人都跑过去了，那我们也过去的时候也没地方啊，那就在那个楼梯啊，像个小阁楼一样的，在那个里面躲着。”
永富博道：“我和南京的特务官员一起去金陵大学，那里是中国人的难民区，里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军队，因为这些国民党的军队在里头会造成困扰，这些国民党的军人无法从蒋介石那里领到钱、补给，在前线也很辛苦，因此日本士官说大家到目前为止还没领到薪水，我们会付给你们，今后工作也由日本军来照顾，请你们到这边来，结果从排队人群的另一边就有人走出来，从那里出来了20个人左右，就让出来的这20个人坐上卡车??????”
曾根一夫：“从卡车上下来让他们在广场上排成一列，对着他们用机关枪扫射，因为是广场没有可以躲的地方，而且是用机关枪扫射，所以2、3分钟全部一百多人都死掉了，每天大概有20次吧，那时杀了好多人。”
（南京城隍庙 庙祀）融通：“实际上他是诱骗去的，懂吗，他领良民证，就等于身份证一样的。现在打扫战场，仗打完了，死的人要埋了，这个嘛???4毛钱一天，那倒不错啊，这个人家都愿意啊是吧，我没有事我要去，就用这种诱骗的方法，那个地方停5辆卡车，一直就通到现在的虎踞路，下来就打，你站队才站好，还不知道干什么呢就打死了。”
（台籍日本兵）林岁德：“人的尸体堆得像山一样，不止这样而已，看那个死的烧也烧不完，都丢到扬子江，我们去扬子江岸看尸体很多，尸体象竹排一样整滩这样流啊。”
在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余万无辜无助的受难者他们临刑之前的恐惧心情是很难想象的，但仍有极为少数的人在日军的枪口和刀口之下奇迹地存活了下来，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潘开明被集体枪杀昏倒在死人堆中捡回一命。潘开明（当时年龄：20岁，受害地点：下关煤炭港，时间：1937?12?14）：“架着机枪在这个地方，架着机枪把两边都围起来了，人围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围在中间这个地方，听见响一声那高头的机枪卡卡卡扫下来了，扫下来的当时我不晓得，我就头趴下去了，这一下趴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死活，昏过去了，人就昏倒了，昏倒不晓得了，不晓得之后呢，大概日本人啊，这个太君，太君就是当官的，手上拎着长刀看看这个戳戳那个，戳戳死没死，动的就补一枪，不动的就等于死掉的，他戳我一刀戳到这块（小臂），我不晓得我昏过去了，4、5天没吃饭，这一吓吓昏过去了，我要动一下子今天就不会在这儿讲话了。”
李高山，被机枪扫射，由于个子矮小逃过一劫。李高山（当时年龄：13岁，36师娃娃兵，受害地点：中山北路海军司令部对面空木屋，时间：1937?12?13）：“全部人都塞进去以后，就开始拿机关枪扫了，都从头部打，打了以后，我刚刚好还是比较矮的一个，在这个脊梁后面，弹一打的时候人就全倒下来了，倒下来就把我压到底下去了，压得我气喘不过来了，我就动动摇摇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绑也松了，也不知怎么松的，也没人替我解就松了，松了以后就游游游就游出来了，从死人堆里硬爬出来的。”
唐顺山，被抓去砍头，身中五刀，死里逃生。唐顺山（当时年龄：25岁。受害地点：小门口外三牌楼旁山坡上，受害时间：1937?12?13）：“他第二趟杀的时候从东往西杀，他就不要头了，杀死一个算一个，有的砍得半死半活的，正好我站在第三趟，他们杀第二趟，杀第二趟的前面就有一个人，他一杀那死尸倒在我身上，倒到我身上我就摔下去了，摔倒坑里去了，当时我想睡在坑里人家都没有头，我有头怎么办，我就用那死尸的衣服把头盖起来，还有一个人，就是杀我们这一趟的人，他来补刀，补刀补在我身上，我身上日本刺刀有五刀。”
刘永兴，被拖去枪杀，被后面的人推入江中，泅水逃命。刘永兴（当时年龄：24岁，受害地点：下关三号码头，江边，受害时间：1937?12?16）：“他20个人一捆，背着膀捆，走我们后头又拖到我们前头来，前边那个江边有个口子，就站口子那块，那机关枪就哒哒哒，我就拖着我弟弟的膀子朝江里跑，他一枪把他打倒了，然后就摔在那里，摔了我们就往江里跳，4点钟（下午）下去到3点钟（夜里）才上来，你说在这个江里泡几个小时，那是冬天啊，下雪天啊，唉呀，上来真是够惨的，那个上面一部分人没逃掉的，都用汽油把人烧得???把人烧得象个烂小猫一样。”
至于零散屠杀部分，分布的地区则更为广阔，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其方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南京市民）伍正禧：“当时我们在难民区里头，那个难民区外头的烟火啊巴难民区这边带有一种热度，大家心里面就有一种共同的想法，难民去外面不知道烧了多少人家了。”
（军统局职员）高锦海：“那个时期谁还有去想到其它的问题呢，只有是跑啊、躲啊，一个刺刀一个，一个刺刀一个。”
（南京市民）彭玉珍：“那武定门是平房住宅，沿着那个平房住宅见一个杀一个，杀到我们门口，几家人家一家总要贴个1个到2个.”
（文学家）苏雪林：“那个杀人的方法多得很，各种各样的都有，有的叫他自己挖洞自己埋到底下去。”
（南京市民）郭荣华：“我小妈看见我父亲这样子，就跑到跟猪???冬天嘛，都穿黑衣服嘛，猪是黑色，我们大陆都是黑猪不是白猪啊，就拱在猪夹裆里，就没被杀死嘛，就躲了一关，躲了一关她又逃，逃出去3天就吓死了。”
（报人）胡秋原：“强奸妇女，有的3、4岁、7岁的女孩子他们都强奸到6、70岁的老太婆强奸，大家强奸，强奸死了还用刺刀再刺她??????”
（《还俗记》作者）钮先铭：“当着她的???祖母啊奸淫她的孙女??????”
在《拉贝日记》中记载了许多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当时他们以书面向日军提出报告，所以每一事件都有编号。编号115号是记录日本兵企图强暴一个怀了6个半身孕的19岁少妇的经过“??????日本士兵手执匕首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脸部有19处刀伤，下身有一处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听不见??????该女子现在被安置在大学医院。”也许后人很难相信此一事实，但更难相信的是这名女子竟然还活了下来，她正确的名字叫李秀英，1995年我们在南京访问到了她。
李秀英：“他一来解我的扣子，我就把他的刺刀拔出来了，拔出来了随身扭我就反身站起来了，我能躺在这个地方吗？我把他拔出刺刀来，他也没想到我一个女子敢这么大胆子把他的刺刀拔出来，吓得两个手就把我这个手抱住，我这手就把他领子就拽上，拽上我就赶紧啃他，他也不敢松手，他一松手刀又在我手上，他就哇啦一叫，一叫呢，那两个鬼子就把那两个妇女甩掉了，咚咚咚跑了来，两个人就把我刺刀拔出来了，3个人，一边一个??????我这个腿上很多疤，这里全是的，就是戳，这样戳的，后来他一看不行，他就朝脸上戳，那时候我不管，他戳到我脸上就像戳到木头人一样，不晓得疼，这个脑筋这个思想就是完全对付这个日本人。你看这个刀疤多长，不要命了，我玩命了力气就大，我肚里还有小孩哩。”
伍正禧，他的家连被抄了两次，抓走5个，目睹老祖父被刺。
伍正禧（当时年龄：14岁，受害地点：临海路华新巷6号，时间：1937?12?14、17）：“12月的14日中午，我家来了3个日本兵，两个扛着枪，一个挂着刀，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的，那个膀子上有个白布，白布上面有个中岛，中岛部队。当时进来的时候啊，他把我们所有人一起脔在一个房子里头，就在桌子上啊，在桌子上弄个笔，弄个手啊点点水卸了个字‘支那军’，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的哥哥跟3个老表、1个表叔，全部一起???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更凄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身上，她一家9口被杀死了7口，连自己也身中三刀，1937年那个冬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是她终身的梦魇。
夏淑琴（当时年龄：8岁，受害地点：中华东门门东新路口5号，受害时间：1937?12?13）：“一开门一轰进来一大堆子哦，不是一个日本兵，一大堆了，差不多有20个日本兵，结果后来我父亲就吓得朝后头退，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得及退多远，还没走几步，当时日本兵，很多日本兵举起枪来这样对着你，当时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姐妹几个都喊叫，我也喊叫，我那个妹妹呢，还有个4岁的妹妹呢就拱在被子里头了，当时我也喊，姐姐也喊，但是在喊叫当中呢，后来就把我戳了3刀，我后来血流满身，后来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了以后，还有一个4岁的妹妹，后来她要妈妈，但是我也是要妈妈，后来我们这个房间里头6个人当中就死掉4个了，后来摇他也不动，摇她也不动，我公公、婆婆（外公外婆）睡在地上也不动，后来我们就从他身上爬过去，慢慢地走，我身上还疼得很呢，这个血流得满身都是，所以非常疼，我妹妹又哭，后来我就慢慢爬慢慢走，走到外头去，看到我妈妈就睡在那个地方，衣服全部都解开了，扣子都已经扒开了，我一个妹妹就摔在院子里头，结果我找妈妈也找不着，我摇这个也不活，摇那个也不活，就在那一眨眼的功夫，我们这里头我一家子是9口人死了7口，我自己身上被戳了3刀，邻居家4口人全部死光了，就是共有13个人，只剩下我们两个。”
在日军从上海杀到南京这一段过程中，日本国内媒体同时也捧出了两个“英雄”人物，那便是参加“百人斩”竞赛的向井和野田两个少尉军官，这两个人一路杀到紫金山，一个杀了105个，一个杀了106个，都超过100。今天，在军史馆里还保存了一把名匠关孙六铸造的日本军刀，上面刻有“南京之役杀107人”几个字，显然这不是最后数字，但又如何呢？站在一个“人”的立场，我们很难描述面对着把军刀的内心感受，这是人间吗？
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2月，南京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依法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申请引渡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以及紫金山下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人，并于又一年，1947年的2月公开提审谷寿夫，为时三天之久，呈堂文件以及审理过程纪录今天仍完好如初地保存在南京二档馆。
回想当初日军残杀中国同胞一刀一条命，一梭子弹一排活人，从未经过大脑思考过，而今我们仍然赋予一个十恶不赦的战犯以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依法审理。什么叫野蛮？什么叫文明？两者之间的区辨往往不是表面可以看得出来的。
时间又过了一年，1948年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在成千上万的南京人的簇拥之下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至于向井和野田，也活生生地尝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于同年1月28日伏法于南门外的雨花台刑场。
今天，中共当局在南京建造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往者已矣！这大概是后人唯一能做的事吧。在淅沥沥的寒雨之下，在湿漉漉的石雕之前，我们心头的感受是沉甸甸、冷冰冰的。
南京，1937虽然远去了，但面对那已成定局的历史却难以无动于衷，这也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贵之处吧!
开馆以来，这里来过不少日本游客，他们对于这段陌生的故事多深表惊讶??????
（采访日本参观者）：“您作为一个妇女，您看到这个事实，请您现在谈谈您的想法。”
翻译：“她已经心情非常不好，都不想看了。”
孩子们也为他们先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本来嘛，古人说“知耻近乎勇”，勇而无耻，必将陷人类于无尽的苦难之中。遗憾的是时至20世纪终了，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进军支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同时告诉他们后代，所谓“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日本侵华战争打从九一八开始，在他们国内步调就从来没有统一过，内阁、大本营、军方，几乎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连裕仁本身也一头雾水搞不清状况。
1938民国27年初，仗，已经打过了半年了，在内阁里脑筋比较冷静的大臣们至少可以看出“支那”的战事远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他们意味到面对的将是一场痛苦的长期作战。日军统帅部在评估双方的情势之后于元月30日决定在1938年8月之前不发动新的攻势，换句话说，他们也要喘一口气。裕仁的态度比较保守，他认为巩固占领区，储备机动兵力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在2月16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中决定于1939民国28年再发动另一波速战速决的攻势，西取武汉南下广州，一举结束战争。同一天，近卫文磨对华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是冲着我国不甩日方透过陶德曼传达形同劝降的和谈条件而起的。
2月20日，我国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21日，日本跟进，川樾茂下旗回国，而蒋委员长则早于这一年的元月就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全神投入抗日的战争。虽然日本天皇诏示1938年不再发动新攻势，但在华的日军当攻陷南京之后骄狂的气炽却冲到了极点，他们就像被启动了的战争机器一般，无法解码没有止休，就这样，日军于1937年底又引发了继淞沪之后的一场大战。
第十三集 徐州会战（上）
徐州会战，在中日战史上是一场十分特殊而意义深远的战役。说它特殊是指这场仗虽然名为徐州会战，但整场仗却不是在徐州打的；说它意义深远呢，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国军队自从七七事变以来每逢两军对垒几乎都只有撑的份，撑的久就算赢了，这种现象说好听一点是遵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政策，但实际上是真的打不过人家，所以无论撑多久最后还是难逃落败的命运，但这一役国军却是扎扎实实地打了一场胜仗，这场胜仗打碎了“皇军无敌”诳言，也打出了自己的信心，这对往后的战役起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第二，中华民国自从开国以来事实上一直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蒋中正执掌国民党军符迄今也不过十年左右，从1929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便可以看出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徐州这一役却出现了两派军队无我无私的空前大团结，这对苦难的中国人而言是值得振奋的，所谓“兄弟一条心，泥土变黄金”，因为往后我们还要面对20次大会战，1千多次象南口那样的火拼和3万8千多次象卢沟桥那样的小战斗，这场战争才正式结束。
也许您还记得一个多月前淞沪一战的总撤退吧，当时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国军部队其实大部分是越水向江北移动的，当时的局面十分的混乱，劳声寰回忆说：“我撤退的时候我带着12条船行我的辎重、装粮食、弹药，对待妇孺老幼我都要我的船你们照顾他们上船，我们的目标要到怀远，安徽怀远。”上海撤退乱，南京撤退更乱，日军看到了这一群有如无头苍蝇一样的军队，见猎心喜，想一股气赶尽杀绝，彻底歼灭，而不顾海军溯江西上直取汉口的建议。荻洲13师团的部队已经尾随着奔逃的国军陷江都、邵伯，推进到了安徽的天长，正好这个时候华北的日军第10师团由矶谷领军于12月23日在青城与济阳之间强度黄河向胶济铁路进逼，企图打通津浦线，达成和北上荻洲两军会师的战略目的，徐州会战的战火就是从这条战线上燃起的，于是，战事便由第三战区转到了第五战区。
第五战区北起黄河南岸，南迄长江北岸，东到海，涵盖山东省全部和安徽、江苏一部分，战区司令官为李宗仁，副司令官为李品仙和韩复榘，韩同时也是山东省的主席，他所辖的第3集团军防区正是津浦线的北段，当时迎面而来的则为矶谷师团。韩复榘与中央之间一直都很暧昧，加上军阀遇强则闪保存实力的锢弊未改，在这个紧要关头竟然罔顾军令弃守潜逃，不留一兵一卒，刹时间，五战区的北边等于开了一个大口，矶谷乘机过周村，27日下济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便轻取了泰安。
徐州之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说明，第一阶段一共有三条战线，第一条由荻洲率领的第13师团从南京北上，第二条矶谷的第10师团从河北往南压，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还有第三路，是从青岛登陆的板垣第5师团此时正沿着台潍公路向前进逼，他们的目标都指向徐州。
徐州地处于苏、鲁、豫、皖四个省的交界口，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它是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也是和衔接黄河、长江两条水路和运河毗邻的古城，四千年来，在这里发生过两百多次战争，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道是“九里山前古战场，儿童拾到旧刀枪”，九里山便是当年楚汉之争张良一曲吹散项羽3千子弟兵的地方。近代，守住徐州便可以阻断敌人沿陇海路西陷郑州在南下逐平汉路攻略武汉的企图，可惜的是当时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手上的兵力却十分的单薄。
1937年元月，蒋委员长派副参谋长白崇禧视察第五战区，李、白二人从北伐龙潭之役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都属桂系军人。白崇禧替李宗仁向委员长要到了三战区廖磊的第7和47两个军，也是广西部队。
这个时候孙震的川军正流落晋豫一带，阎锡山不要，程潜也不要，因为他们嫌川军风纪不好。川军的军风纪怎么个不好呢？
（51师）张明声：“他原来在四川就军风气不好，他那时等于是军阀啦。”
（川军3师）黄健君：“四川的兵有两支枪，一支烟枪一支步枪。”
（川军102师）冉澄：“吃大烟都放在哪里呢？都放在被夹里头，那个烟或者烟枪，那个吃大烟很简单，我也吃过啊。”
黄健君：“我们那个时候普遍都有啊，懵着走都找得到，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都有啊。”
（问：打仗的时候烟瘾犯了怎么办？）冉澄：“没有，没有办法的，还是一样的打。”
张明声：“少数几个人抽鸦片烟了，硬不准硬把他绑着，帮他把烟戒掉，说你再抽我要枪毙你。”
由此可见当时在某些地方部队里抽大烟是普遍的现象，其实民国20年代在川云贵地区抽大烟仍属极为普遍的事，因此他们带烟枪上战场应是情有可原的。
川军虽然被人视为军风纪不好，但他们出川投入抗战的过程却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话说22集团军本来是四川成都的部队，原有6个师，这次由孙震带了41和45两个军4个师的人马出川支援华北作战，他们从9月1日穿单衣出发沿川陕大道徒步行军1400余公里，走了50多天，到山西已经是冰天雪地的寒冬了，还没领到棉衣，甚至连一张山西地图都没有就在阳泉和日军打了起来，这一仗打了10天，死伤惨重，后人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悲壮的情境，也许这张照片可以提供一些联想，他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用草绳羁着两件单薄的外衣御寒，他阵亡了，虽然我们无从辨认他的番号，但可以肯定他是个年轻的士兵，如同当年来自成都的川娃儿一样。
川军在阳泉被打散了之后，补给不继、粮草缺乏，在万般无奈之下，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充，为此阎锡山十分恼火，要把他们赶出山西。川军往东走进了程潜的战区，申请给养又被拒绝，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问李宗仁“川军你要不要？”李宗仁说：“当年诸葛亮草船借箭，连草人都管用，他们总比草人强吧，给我吧。”22集团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满怀感激地来到了山东，奉派进驻津浦路北段，矶谷师团的正面，和孙桐萱的部队并肩作战。
其实在当时地方部队军风纪差是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昨天还是到处流窜的土匪，而今天却被招安成了国军了，在这种部队里，三个军官就有两个不识字，所以要他们在军风纪上有良好的表现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低级干部如此，而高级指挥官也没什么两样，象韩复榘便是个例子。为此，蒋委员长于1938年元月11日在开封以军事会议为名，召开了一次国军军风会报，与会人员有第一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包括韩复榘在内。会后韩被收押递解武汉，于同月24日被判死刑枪决，年49岁。负责审理本案的军法总监为唐生智。韩复榘是抗战期间国军高级将领被军法判处极刑的第一人，这项处置对当时国军的风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战初期那种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军令如山”的重新认定与执行，更形成了一股稳定的力量。
在开封会议中，不仅宣布了作战惩罚办法，同时也颁布了论功行赏的奖励办法，此一奖惩制度一直被认真执行，直到抗战胜利。
韩复榘服刑后，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孙桐萱代行，这个部队后来在津浦北段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可以视为国民政府整饬军纪后立竿见影的一个代表。
1928年2月，第五战区的兵力已经集结了29个师，约达28万8千余人。在这些部队里面，孙震、杨森是川军，韩德勤的部队是江苏保安队编成的，庞炳勋和张自忠是西北军，廖磊，桂军，于学忠带的则是东北军，孙桐萱为山东部队，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地方部队大集合，也是所谓“杂牌军”的总会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南路的战况：2月初，南路李宗仁调韦云淞的31军布防津浦线南段的明光和滁县一带，据险防堵日军北上，31军在这里和绝对优势的敌军拼缠了1个多月，日军无法推进，只好向南京要求增援，当南来的日军野炮坦克部队逼近的时候，韦云淞奉命西撤待命。
这个时候于学忠的51军已经在淮河以北完成部署严阵以待了。荻洲虽然直下明光、定远、蚌埠，直奔怀远，但后路已经被31军切成数段，而廖磊的第7军同时也赶到了合肥，大家合力紧紧缠住佃俊六。60多年后我们访问到了当时曾在这个地区作过战的弟兄，虽然这些老战士年事已高，但对抗战初期对日作战的过程仍历历在目，象57军的高应芝还记得当年的军歌：“57军哪坚持抗战，坚持抗战哪在鲁南，台儿庄啊参加哪会战，牺牲了战士好几千，共捅鬼子，共捅了好几万??????”
（51军114师）范祖相：“那时候我们东北军跟西北军都是北方的，我们都是东北人多，因为我是湖南人，我是从甘肃参加于学忠的部队那时候过来的，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啊，我当炮兵我当预手，说我们八个炮手都伤了，我当预手上去我也负了伤，那时候没有中央军，以后才来的。”
（51军）陈茂松：“那时候学生嘛在学校屋门口内讲得蛮好，刚到阵上去打仗还不知道东西南北哪是哪哩，光听到砰砰呼啦啦，日本人的飞机轰轰地响。”
范祖相：“打仗大多数都是用刀，攻击都是用刀的嘛，日本人战车呀，我们没办法，那一攻上来我们大多都死，八个团哪，我们八个团只编了一个团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北路：矶谷的部队过泰安之后兵分两路，东路下蒙阴、泗水，西边津浦路这一路连陷兖州、邹县和铁路西边的汶上，到了济宁。这个时候蒋委员长指示李宗仁改采“攻势防御”战术主动出击，于是孙震衔命北上向邹县进攻，庞炳勋直杀蒙阴、泗水，孙桐萱猛攻济宁。山东老乡将士用命一度攻占汶上冲进济宁，这一仗从2月12日打到25日，前后达半个月之久，12军英勇的表现一扫了韩复榘给山东部队留下的层层不名誉的阴霾。当时在战场上中国士兵打得几乎就是一股子“气”，许多当兵的十几天打下来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12军29师）傅席儒：“当兵的不知道的那个时候啊，稀里糊涂他就出发了，背着背包拿着自己的枪去了，到那儿打起来了，打完了台儿庄才知道是??????。”
国军的一轮猛攻确确实实给一路顺顺畅畅南来的日军一大震撼，他们意味到2千多年前群雄争霸的恶战将要在这个古战场上重演，由是他们彻底的放下了从南京西上直取武汉的念头，而将主力投注徐州这一战。
再说孙震的川军在邹县以南这条战线上苦拼了30多天，伤亡累累，直到3月15日才退守到滕城，当时负责守滕城的是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这个师只有7个连的兵力，加上从界河退下来的45军零散部队总共也不过2千多人。这个时候成都的乡亲们组成了一个慰问团，千里迢迢赶来探望他们这一群背井离乡的孩子们，并留下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天府子弟 抗日报国”八个大字。122师不负所寄，再后来的战斗中他们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3月16日，矶谷师团以濑谷支队为主，在飞机、野炮掩护之下兵分三路向藤县发动攻势，17日城破，王铭章率部队与顽敌展开近身肉搏的巷战，当天下午，王师长不幸身中数弹举枪自杀。122师的将士们并没有因为指挥官阵亡而手软，他们在滕城还支撑了两天，直到19日的黄昏，全师自参谋长以下阵亡1800余人，伤300余人，这些天府子弟回想去年满怀壮志出川的豪情，太原战后“天地虽大竟无容身之地”的漂泊，今天可谓死得其所了，所以负伤官兵都不愿沦为俘虏，纷纷相拥引爆手榴弹壮烈殉国！
1997年，我们沿津浦铁路南下，来到了当年战况最为惨烈的鲁西战场，虽然事隔多年这些地方已经寻找不到什么战时遗迹，但单凭记忆中的战史记载，这些地名就够叫人怵目惊心的了。回想当年韩复榘阵前脱逃，留下群龙无首的山东部队，千里迢迢带着烟枪上阵的川军，他们都是在极其艰困与恶劣的状况之下和强敌在这块土地上拼缠的，他们默默地捐躯，悄悄地阵亡，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我们深信，在一条条柏油马路、一幢幢新建的大楼之下，他们的英灵常在！
在藤县，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当年王师长的殉国处，这里本来有块碑的，后来碑被移走了，据说他的遗体已经运回四川老家安葬，所以这座新碑记的下面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们仍希望后人来此一游时，能拨冗读一读碑文，好知道许多年前曾经有个人就在这附近完成了一件可歌可泣的事。
在藤县沦陷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又自第一战区调来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和汤恩伯的20军团增援五战区。汤部是中央的精锐部队，即速从商丘率领王仲廉的85军，走陇海路过徐州赶到临城，还没站稳阵脚就遇上了从藤县南下的日军，85军拼战了两天，峄县、枣庄双双失守，汤恩伯旋即向委员长请调还留在毫县的关麟征52军。52军一进战场就向枣庄杀去，52军这一战打得很猛，但伤亡也不轻，我们找到了参与这一役的52军老战士王嘉琳，他说：“我们一连剩我们10个人，我们一连人哪，就剩我们10个人（老人掏出毛巾擦拭眼中的热泪）??????”
最后，再来看看从青岛登陆的板垣劲旅，其实，早在2月22日，板垣第5师团坂本支队的先头部队就已经沿着台潍公路陷莒县南下直扑临沂了。
板垣征四郎是日军中的一员悍将，原为激进派军人，关东“三羽鸟”之一，在南口一役中曾经和汤恩伯交过手。第5师团横行华北的时候不少国军吃过他的亏，临沂守将庞炳勋便属其一，这次他再一次看到骄狂的板垣虎虎生风的大军压境，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本想借此报一箭之仇，可是庞炳勋虽然身为第3军团长，但这个军团只有一个40军，而40军又只有一个39师，合着3军团只有一个师的人。这个师的师长为马法五。台潍公路北端直到临沂这条战线便是靠这个师5个团的子弟兵在这里苦守一个多月的。
3月3日，日军发动猛攻，7日39师从临沂出击与日军在桃园附近激战，日军出动大批军机轰炸我军阵地，39师招架不住退守城内。
3月12日，张自忠的59军过沂河驰援临沂，从外围猛砍坂本的脊背，这一战从13日杀到18日，张自忠和临沂城外的敌军血战了6天6夜，其惨烈的状况无与伦比。参与这一役的59军弟兄杨守洁回忆说：“白天他打我们，我们就没办法躲了，他们的炮火，那个???轻机关枪、飞机，我们那时候抗战刚开始训练，我们没有经验，一见到飞机就赶快躲起来就没办法了，说着说着跟日本人拼刺???（哽咽）实在我们太惨了，中国人死得太惨了，好了???算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再讲这个???伤心哪??????”
再说苦守城内的马法五，一见援军赶到士气大振，跟着就开城出击，两路西北军夹杀坂本，一是杀声四起日月无光，他们把坂本的两个大队几乎歼灭殆尽，余众只好仓皇逃窜，临沂保住了。这支“杂牌军”终于扳倒了日军的明星部队，为徐州会战揭开了漂亮的序幕！
第十四集 徐州会战（下）
1938年元月，日本陆军不顾东京大本营休兵一年的既定政策，尾随先从京沪向北撤退的中国部队，一路杀进了地跨苏鲁豫三省的第五战区，在这里，他们企图打通津浦铁路，使华北和华中的两股日军会师于徐州，再伺机围攻武汉，逼使国民政府弃械投降。在当时以日本在华的军力来完成这一军事企图应该是游刃有余的，所以无论是华北的寺内寿一或华中的畑俊六都只是分出部分兵力来执行这一项任务，没想到从元月打到3月，南路畑俊六的荻洲师团先被韦云淞、于学忠的部队堵了一阵，后来廖磊赶到，死拖活拉，紧紧纠缠，硬是把他们困在淮河南岸无法脱身，更别提顺顺利利地沿着津浦路北上和矶谷会师夹击徐州了。
至于从东北方顺台潍公路过莒县南下的板垣师团在临沂又被庞炳勋和张自忠的西北军联手杀得灰头土脸，急急忙忙鸣锣收兵。这一仗不但粉碎了“皇军无敌”的狂言，更使不可一世的板垣老脸挂不住，连大本营都感到十分错愕，虽然第5师团势将重整旗鼓，卷土再来，但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他事实上已经贻误了宝贵的军机了，因此临沂这一场胜仗对往后台儿庄的战局具相当程度的正面影响。
在分由三路进袭第五战区的日军部队中，以来自河北，过黄河沿津浦路南下的矶谷师团最为顺利，由于韩复榘的弃守潜逃，他们等于占周村之后没有伤到一兵一卒就进了山东首府济南直陷泰安了，下泰安，日军虽然受到了孙桐萱和孙震部队压迫性的固守，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毕竟当时国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及他们，在日军陆空联合绝对优势的立体攻势之下，中国军队几乎只有靠意志筑成的一层层血肉防线来阻挡敌人的攻势，死光了一层退一步，就这样一层层一步步退下来，直到3月中，矶谷的濑谷支队才杀到峄县，这个时候孙连仲和汤恩伯的部队也赶到了。
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虽然有两个军，但在娘子关保卫战中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其实只有3个师，那便是田镇南30军的张金照30师、池峰城31师和冯安邦隶属42军黄樵松的27师。
西北军原属冯玉祥的部队，一向擅长防御战，一到五战区，李宗仁就把台儿庄的守城任务交给了孙连仲。3月19日，31师池峰城便奉命进驻台儿庄。
至于汤恩伯这边，他一共带了完完整整的4个师，分别是郑洞国的第2师、张耀明的第25师、陈大庆的第4师和张雪中的第89师。汤部一进战场就跟日军在台枣支线的北段地区硬碰硬地打了起来，可是李宗仁的想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中央的精锐部队犯不着冒着重大牺牲跟矶谷打阵地战，不如让出一条路，让日军南逼台儿庄，到时候只要池峰城守住台儿庄，汤恩伯再绕着外围打运动战，也许更为有利。
在日军这方面，照讲濑谷是不应该孤军深入直奔台儿庄的，至少他要等畑俊六逼近徐州、板垣过了临沂，彼此才有个照应，但是在当时日本军官太过骄狂了，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中国军队，更没有兵家的什么忌讳，他们的脑子里只是一味抢功，急着一口气打下台儿庄，进据徐州，拔得打通津浦路的首功。这个时候汤恩伯将计就计，干脆命池峰城出城北上在峄县城南进行挑衅式的攻击，这一阵佯攻果然激怒了矶谷，于是日军聚众4万余人，挟着80余辆坦克车浩浩荡荡大举南下。从21日起，日军机群便临空猛炸，老百姓四处奔。23日，在台儿庄的庄寨内已经可以听到炮声了。
3月24日，蒋委员长飞抵前线视察防务并留下白崇禧相助李宗仁，共同迎接一场惊天动地浴血战斗的来临。
血战台儿庄
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也由此展开了序幕。
台儿庄的地理位置在山东的南端，紧邻江苏省的边缘上，是属于峄县的一个大寨子。由于鲁南历来战火频仍，许多村落都有庄墙围起来，如同城墙一样，有墙的村庄便叫寨子。
台儿庄东西长约1200公尺，南北向宽窄不一，象靠东边的就有1000公尺。庄内横竖有十来条街道，6个庄门，9个了望的碉楼，原本住了3千多户人家。马宗义（31师184团）回忆战前的台儿庄说：“街道上都好好的，有7道街，7道街有中间3条街很漂亮的，生意???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嘛，我们进到里头看，唉呀，里头生意什么的都很好。”
（独立第44旅）傅学友：“以后都迁走了，迁到阜阳去，迁到省政府地，那城空的，老百姓房子都不要了，就挖一个大河在那儿挡着，老百姓根本就不能住了。”
（12师28团）赖洪恩：“简直不能住，那台儿庄全部都炸平了。”
南门外就是大运河，沿河往南走经扬州可以进长江，北走，过济宁就接上黄河了。在它西边4华里左右便是台枣支线的“北站”，上可以接津浦路，下通陇海路的赵墩，东北向还有一条台潍公路，接上胶济路上的潍县，所以台儿庄在平时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战时则为徐州北边的门户，也是南下敌军必经的一个关口。
这个时候负责镇守台儿庄内部的部队为31师184团，团长王震。池峰城把他的182团部署在北站，183和181两个团各守庄外的西边与南边，师指挥所则设在运河南岸的南站。
3月25日，濑谷向台儿庄发动猛烈攻势，北门城破，冲进了300余人，守军奋力围堵，把他们逼到城隍庙里去，然后放火，悉数烧死。
第二天日军又从北门的缺口冲了进来，但还是被我军赶到城隍庙去，可惜这次却烧不死他们，因为庙里能烧的东西昨天全部烧光了。日军后来便以城隍庙为基地，配合强势的火力不断扩张地盘，相继占领了寨子的东半部和西北角的文昌阁，并和184团展开了短兵相接惨烈的肉搏战，184团弟兄回忆说：
（31师184团）马宗义：“听到里头那个日本人攻击，一天最少要攻7次，靠着房子和挖这个交通沟，挖挺深，用门这个门板啊给它挡在高头，用这个土都给它盖厚厚的，盖薄不行啊，台儿庄连一间房间都没有啊，都打坏了，那个炮楼啊，老百姓不是盖有那个炮楼，统统都打坏啊！”
庄外另外3个团则在每天弹落6、7千发的战场上拼了命抵挡进犯的强敌，不容北门的缺口继续扩大，他们深深了解假如在庄外堵不住日军，则庄内的友军184团必遭歼灭，台儿庄就完了！
25日，白崇禧冒着浓烈的硝烟来到了台儿庄，他目睹眼前凄厉的战况，心头一阵凉，他想假如没有更强有力的火力制压，这一仗孙连仲是撑不下去的。于是他连忙征调了中央炮兵第8团，还向程潜借了几尊战防炮前来支援。
27日，及时赶到前线的战防炮发挥了作用。中午日军9辆坦克车一路向台儿庄外围破尘而来，当场被我炮兵击中了5辆，一时烟火熊熊地冒了起来，这个时候在战壕中的守军一阵如雷的采声，接着便纷纷跳了出来冲过去抢车子，这番景象把日军官兵给看呆了。根据记载，竟然有5分钟之久未发一弹。一位军校出身的国军干部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战车时的情形说：
（69军181师）李振武：“???他们上去以后我也上去了，我那时候才知道战车上的这个炮塔能转能动，我才知道这样的。”
3月29日，台儿庄内184团团长王震已经在激烈的巷战中负了伤，代理团长王冠五以效法辛亥年“329”先烈精神为名组成了一个72人的突击队，仰攻文昌阁，一鼓作气歼灭了全部日军，还捉了4名活口。西北角高地终于光复了。72位壮士中14人殉国，生还58人。
3月底，孙连仲的30师、27师以及吴鹏举的独立44旅先后集结台儿庄外围，连远从云南来的卢汉60军也赶到了五战区，划归第2军团指挥。
2军团的部署是这样的：31师仍守台儿庄大寨内外；外围的30师、27师、44旅以及卢汉的部队分别由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刘家湖、南洛。三里庄等地攻击日军部队，以减轻31师在台儿庄所承受的压力。但由于濑谷的赤峰和福荣两个联队自峄县源源南下增援，攻势凌厉，使我守军倍感吃力，同时第5师团从临沂方向驰援矶谷的坂本先头部队，已经杀到了向城和爱曲，而这个时候孙连仲的第2军团官兵已经伤亡过半，台儿庄岌岌可危??????
在庄寨内31师已经血拼了7昼夜，死伤累累。池峰城看到剩下来的的弟兄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再打下去势将全军覆没了，于是电请孙连仲准予转移阵地。其实孙连仲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直接打电话向李宗仁报告：第2军团伤亡已达七成，可否请长官准许暂时退守运河南岸，好让西北军留下一点种子，这也是长官您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算就汤恩伯的援军第二天午前就会赶到庄北，于是很坚定地回说：作战之胜负往往决定于最后五分钟，你无论如何要坚持到拂晓，我明天会来，这是命令。
孙连仲感觉到了司令长官的坚决态度，便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整个军团打完为止。
当池峰城得到孙连仲传来的消息之后，便下令炸掉通往运河南岸的便桥，下定决心，背水一战，与台儿庄共存亡。
显然，台儿庄这一仗不能只靠池峰城的31师、田镇南的30军、甚至孙连仲的整个集团军的血拼狠斗苦苦支撑下去的，我们要做的是切断源源而来的日军动线，堵绝他们的后路，再回过头来形成反包围，里应外合歼灭敌人。这本来是李宗仁当初运动战的构想，现在由20军团汤恩伯来执行了。
其实，汤军团打开始就一直扯着濑谷后腿不放，象王仲廉和关麟征的部队就不断由东西向侧击枣庄和峄县。31日，眼看着52军已经快杀到北洛了，但板垣的增援部队却攻陷了向城，汤恩伯发现苗头不对，马上令52军和85军的第4师来个南北双向大包抄，在鲁坊和爱曲集结。
4月1日起，5师团的坂本支队一窝蜂往岔河杀去，想在台儿庄外围和10师团会师。汤恩伯开放了台潍公路任其深入，而事实上日军正一步步落入20军团的口袋！
184团在台儿庄已经苦守了10天了，庄内双方都杀得精疲力竭。4月初。日军见力拼无功，便施放毒气来逼出躲在阵地壕沟中的守军。
王嘉琳：“一得病，这个人哪就是发烧、发冷，可是啊，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喝水，一喝水这个脸哪就变得黑的了，都发肿、发胖，就肿了，过不了一天???就???死了???”
不过，到了3日午夜，汤恩伯的大口袋已经成功地把坂本南来的部队完全击溃。4月4日，汤部分3路回援台儿庄，他们分别是第一路关麟征从兰陵向西往回杀和第二路从大良壁出发的王仲廉一样，目标都是峄县，第三路由后进战场的周碞75军从岔河往张楼走，以为其他两路呼应。这一天孙连仲也发动了攻势，30师冲到了北洛，110师杀到了泥沟。
4月6日，关麟征和王仲廉在陶墩会师，北进攻克甘露沟，我军各线都有斩获，日阵全军松动站不住脚，矶谷不得不面对现实下令撤退，坂本的5师团也跟着再一次认输收兵回窜。我军在这个战场上前后足足血拼了一百天，终于打赢了。这是一场得来不易的胜仗，也是对日战争以来第一次结结实实的胜利！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一场苦仗致胜的几个关键所在：
一、在序幕战中，所谓“杂牌军”的攻势防守成功，使三路日军从头到尾都没有达到会师的目的。
二、第2军团孙连仲所部苦守台儿庄，任轰、任炸、任熏，坚持到底死不退让。
三、20军团汤恩伯在外围的运动战可圈可点，有效切断敌军后路，完成反包围的优势。
四、由于军纪整饬厉行，致使全军将士用命，每一条壕沟、每一寸土地都能死守到最后。可见，胜利是由顶顶点点的坚持累积而成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韩复榘之伏法也不无功劳。
如果从影响上来看这一役它是极为深远的：
一、从战果上来看，根据日方所公布的伤亡数字为11918人，我方宣称歼敌2万4千余人，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台儿庄是“七七”、“八一三”以迄南京沦陷之后的一次空前胜利，因此，台儿庄已不再是一个小寨子，而是全国的台儿庄，甚至扬名世界的台儿庄！
二、参与这次战役的国军可以说是集全国各派各系的部队于一炉，这些部队在7、8年前中原大战的时候都还是兵戎相见的敌手，其中大部分的西北军便是一例，甚至连李宗仁、白崇禧当年也被列为“叛将”，开除过党籍。今天这些“杂牌军”在日军的炮口下团结起来，在这一场战役中他们的表现是令人感动的，此一团结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抗日胜利的远景，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三、这一役对我国抗日整个策略的贡献也是关键性的，（战略学者）蒋纬国将军说：“因为我们在台儿庄打了一个胜仗，使徐州的国军很迅速地、及时地完成了他要拖延的时间，造成我们长江下游的应该要撤退的政府人员、老百姓，尤其是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原料，能够及时地撤出作战地区而先通过汉口，他们先通过汉口就有机会向西撤退。”
这场仗已经结束很久了，但台儿庄之役在中日战史上所留下的悲壮纪录仍叫后人为之澎湃激动不已。今天从运河南岸向北望去，台儿庄已非昔日模样，寨墙、碉楼都不见了，只剩下南门外运河旁的便桥桥墩还残存着，当地居民说，谢登友：“浮桥呢就是在这儿的，在这儿设备好的浮桥准备退下去啊，打不过啊，打不了就得退下去，下的命令绝对不能退，死守台儿庄。在历史上日本鬼子失败在这里失败一次。”
运河的水缓缓地流着，临流洗衣服的村妇当不知道当年池峰城为了死守他们的家园自断后路炸毁便桥的故事正发生在她们的身边吧。
往寨北走去，当年三进三出，战况最为激烈的大北门如今已经修葺一新，一点也看不出战斗的痕迹，只有几个刻意保留下来的火口可以供后人去联想了。
台儿庄车站是这一役的着名地标，现在由于改道而弃置，但为了纪念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当局依照原样重建保留了下来，车站里空无一物，倒是邻近的地下坑道还是原来的样子。
台儿庄庄寨里原本都是些泥砖砌成不堪一击的房子，所以比较牢固一点的建筑物便成了双方争取的基地，象城隍庙、关帝庙、清真寺和文昌阁都成了战斗最为激烈的据点。城北的城隍庙已经不见了，西北角的文昌阁今天仍保留在枣庄二中的校园内，也许经过重修，他们竟把惜字炉的石碑当作了墙脚，看起来虽很突兀，但想想也不无道理。
比较完整的建筑是清真寺，这里的管理员马老先生也是少数身历这次战役的目击者，他回忆60年前的往事说：“我现在是80岁，台儿庄大战是目击者、目睹者，战前的军事调动、部署亲眼所见，譬如说徐州带领大军是30万，川军、云南军、西北军等等啊，亲眼目睹，战后全省一片焦土是我亲眼目睹啊，我们这儿是186团（口误，应为184团）的军事指挥部，敌人从后面炸开缺口进来把我们团指挥部打出去，剩余的一百多个中国军队（人）退守这个屋，这个屋叫沐浴室，退守这里头顽强抵抗，不投降，走不了，最后敌人用毒气毒死这些人。我们这棵松树有接近五百年的维护古迹，现在遗留在东边的这一棵，这一棵也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地方，也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那个枪眼子那么多。那个墙壁呢，地址是我们团指挥部所在地，打的那些弹痕呢，完全是跟敌人冲锋打的弹痕，那一块弹痕就接近一百个枪眼子。其他人命呢，那军队的牺牲，不知我们中国军队要牺牲多少换来那些枪眼子??????”
城南的关帝庙据说就是当年池峰城的作战指挥所，战后一直保留迄今，可惜保留而未加整理，因此显得破落凌乱，但至少这里的一床一几都是真迹。60年前池峰城和他的幕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以血肉之躯苦苦地守住了这一座小寨子。指挥所内部墙上的弹痕可以证实当时期待援军的每一分每一秒有多难熬。
台儿庄的一战对日军而言可谓颜面尽失，不论在国人、世人面前丢脸都丢到了家了，就连裕仁都咽不下这口气，因而推翻了1938年不发动新攻势的原议，令杉山元调集华北、华中两方面军的精锐部队13个师团朝徐州集结，准备大举进攻报一箭之仇。这个时候我军前前后后聚集在徐州周围的部队已多达60多个师，约60余万人，加上邻近的第一战区驻军，可以说全国的筹码全都在这儿了。
武汉军事委员会，我国最高军事统御当局现在正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抉择，打，还是不打？在极为冷静的全盘评估之后，蒋委员长下令五战区撤离徐州，火速突围。李宗仁根据电令立即把部队分成五路，并由刘汝明的68军掩护分别突围。这些部队到5月下旬按命令路线先后撤到河南和安徽一带，这便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战略性的大撤退。
5月19日，日军浩浩荡荡进据徐州，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那只是一座空城。1938年5月，由寺内领军南下的日军终于打通了津浦线和北上的畑俊六在徐州会师了，他们本想在这个古战场上捕捉国军主力，进行一场歼灭式的会战的，但中国军队却先此一步成功地避开了决战，兵分五路突围成功，徐州会战到此也告了一个段落。
这一役日军虽然占据了徐州，但却不如他们的预期：彻底击溃“支那”，一举结束所谓中国事件的企图。而中国这一方面却保住了珍贵的筹码去面对往后的战斗！
战争虽然是在战场上进行的，但影响所及却是全面的，所以在战争中没有一块土地、一个人民能幸免于战火的荼毒，他们的际遇甚至比战场上更为凄楚、残酷！
第十五集 大迁徙
从1931年九一八日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为止，这14年间中国人历经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此一行列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在人类史上都属罕见！
刘雪庵的《流亡三部曲》充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在“离家”中，江陵写道：
泣别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里
逃亡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
我们已无处流浪
无处逃亡！
这是九一八之后风行全国，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通俗歌谣。
由于这一段时间整个国家正陷于“安内”、“攘外”先后的纷争与矛盾之中，这些对单纯的老百姓而言，有如坠入五里雾中，他们能感受到的当然只是无助与彷徨了，这种情形直到1937年七七之后才有了显着的改变，虽然他们同样跋山涉水，同样背井离乡，但却有了共同一致的目标——“到大后方去！”因此在心态上他们已不再是流浪、不再是逃亡，而是一种凝聚。这种凝聚虽然是在敌人炮口之下形成的，却也造成了数千年来民族史上第一次族群的大融合。
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七七之后从全国各地先后涌向大西南川、滇、黔三个省份的“外地人”多达一千万人以上。他们有的是来自关外的，诚可以说万里迢迢，在交通运输设备十分落后的当年，大部分人都只能靠两条腿和一份坚韧不拔的意志，一步又一步走向几乎遥不可及的目的地。
大致来说，向西南迁徙的路线有三条，以长江来界分，江以北和江以南多取道陆路，但大部分还是靠水路溯长江逆流西上的。先说陆路，北方来的大致是沿陇海路过西安到了宝鸡左拐南下走川陕大道越大散岭入川。
南路比较复杂，民国27年6月以前还可以汇入长江行船上行，武汉沦敌后，就只能切过赣南、桂北，跨过粤汉路朝西入贵州，在贵阳右转北上经遵义这条线到四川了。
水路是以长江为主的，但这条水道到了宜昌江面变狭小了，而且水流湍急险象环生，招商局的大船过不去，必须靠四川卢作孚的民生公司用小火轮来接驳。
卢作孚在杨森任四川省主席时代从事教育工作，后来转营航运。抗战初兴，他将所有船只46艘悉数投入抢运军公物资的工作，对政府当时西迁具直接贡献，后来民生公司又赶造了一批5、60吨的白木船，以人力与风力逆流而上。
从宜昌到重庆有1000多华里路，沿途险滩不下70多处，单是一个巫峡就长达80华里，滩水落差约在2公尺左右，一条船要雇200个纤夫来拉，1小时只能前进2丈地，其艰苦的情状是很难言喻的。
其实对陆路而言北入四川也非易事，李白写的《蜀道难》讲得正是这条路。韩愈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也指这里。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同时，政府已决定西迁，以四川为持久抗战的基地。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南京启节登永丰轮西上，花了10天的时间抵达重庆，据记载当时有十余万人在码头上欢迎他，从此重庆便成为战时的陪都和万民鹜趋的精神标的。
全国大迁徙的壮丽行列我们很难去区分他们的从属，所谓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就这么走着，但从整体战的角度来看，除了军事之外，还是可以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和一般老百姓的几个方面来叙述。有关政、经、文教部分我们都将以专辑来介绍，本集所要谈的只是概略的部分过程。
也许您还记得抗战初期我们“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对日作战策略，我们在淞沪抛头颅，在台儿庄洒热血，为的都是争取时间。那么换来时间做什么呢？总的来说，一方面加紧备战，一方面抢着把沿海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工厂机器设备运到后方去以为大西南发展军需、民生工业的种子，这个担子落在当时资源委员会的肩膀上，而居功至伟的则为负责与工业界联络的林继庸和上海的一些爱国商人们。当时任职实业部的顾毓瑔回忆西迁筹备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说：
“193???几啊，翁文灏就是派我们一个调查团从重庆开始沿长江流域的工厂，重要的工厂进行调查。那么由实业部，实业部是我代表的，还有这个资源委员会，重点还是在京沪一带，南京到上海这条线。我们这个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可是这个原稿呢，文化大革命抄家都抄走了。那个时候准备要???要迁厂了，就拿我这个报告为基础，有一个迁厂委员会，迁厂委员会当时有个姓颜的，颜耀秋，是上海有一个什么机器厂（即上海机器厂）的总经理，他带领这个上海的一般机器行业里的人啊响应这件事情，我们就请他来主持迁厂委员会，这个数字我记得，32万吨，32万吨机器要运到重庆谈何容易啊，那个时候又是碰到枯水的时候，冬天了，水运嘛，好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工作啊需要好几个月，而正是台儿庄之战啊，台儿庄的一战，血战台儿庄嘛,就是这仗帮了我啊，帮了我们中国争取了5个月的时间。”
上海，本是个龙蛇杂处中西合璧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开工厂目的只是为了赚钞票，说服他们远离纸醉金迷的安乐窝，扛着大机器到鸟不生蛋的地方另起炉灶，确实是个十分艰巨的工作，林继庸几经奔走，蹉跎了不少时间，等第一批工厂拆迁的时候已届8月中旬沪战正式开打了，因此这些商家等于是在炮火中抢运的，当时有人搬着搬着，一颗炸弹落了下来，就此一命呜呼，后面的人只是“唉呦”一声便接着扛起溅满了鲜血的机器继续往前走，如此景象就如同战场上作战一样。娇生惯养的大老板并不以此为苦，他们抹一抹脸上的油灰，只是彼此笑笑，相期“武汉再见”！
从上海启运的物资都是走水路的，所以武汉便成了西迁路上的中途重镇。当时在汉口负责运输调度工作的喻伯刚回忆说：“那时候我在船舶运输司令部当征调股长，做很久???比较有???很麻烦，那时候动员很多人喔，各方都是有军事机关啦，汉口的警备司令部啦，船舶运输司令部啊，动员很多人，那时很多船哪，有时十几二十几条商船啊，也有海军的船，日本飞机拼命轰炸，那个船嘛又???炸沉了很多只船，炸沉了很多只商船，所以以后一退到汉口过后啊，那么船只就感觉到很少了。”
（川湘水陆联运处）杨鲁林：“那么到重庆嘛，重庆招商局那个时候没有生路啊，那船舶太大啊，‘江兴’、‘江安’都是4千吨的，重庆只有民生公司的船，小船800吨，什么‘民本’啊、‘民权’啦，什么‘民族’啦???，民生公司就是卢作孚是老板，在四川只有他的船可以走。“
喻伯刚：“这个时候四川川江的水很流的，你假使有许多什么小船啊，这个马力不够啊，你要把它弄到四川啊要费很大力的，费也是费很大的力量，那么要以人工啊拉纤，把它们拉上去那些小船。”
杨鲁林：“水一冲下来，这个???这个片板无存，一点生路都没有，这种情形差不多???，最危险就是酉水，它上游的驼背滩啊，什么青澜滩啊，这个滩你不能经过，一经过就???就碎了，你有运气就过去了。”
（湘潭电厂工程师）孙运睿：“湘江电厂两部机器，政府决定一部运到四川临江，一部机器运到云南的昆明，我负责云南的昆明，可是由于长沙大火，陆路交通拥塞，逃难的人很多，所以只好用船，用两条木船啊，沿着湘江往上游走，运到广西去。走到祁阳附近有一个县城，水很快很危险，船家就讲水下来我休息一下，好，我们就停下来休息。半夜，忽然外面喊着：救命呀！哭啊、叫啊、救命，我跟船主讲，哎呀，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办法救救，帮他忙。船主讲，水涨，不可能，不可以。第二天一早我去看看，看到船翻了，对面船中在那儿烧纸烧香，祭着他的太太小孩，都死了，我心里很难过，到现在不忘。”
在北方，物资后撤大多是靠陇海铁路西行，但到了宝鸡转向南就只有步行了。当时负责把山东电厂走北路西撤的年轻工程师孙运璿回忆说：“台儿庄战斗以后，政府决定把连云港电厂运到内陆去，连云港我做过，所以要我去负责运输，非常困难，宝鸡再往里头都是高山，我们想的办法，没办法运，后来我一个工头，河北, 人，他给我建议，‘我们家乡里有搭车方法，你愿不愿意试试？’我说‘怎么样搭车啊？’‘就是首先你做个拖车，我再训练一批骡子拉这个拖车。’我说‘你有把握吗？’他说‘我有把握，让我试试看。’我就跟他说：‘好，我做拖车，你训练骡子，我们俩试试看。’那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这个办法，晓得有困难。我这个工头很有办法，他训练18匹骡子，他自己用鞭子训练骡子一起用力，结果就从宝鸡出来了，爬高山爬到四川，我还编个歌给大家加油：‘爬！爬！要穿过秦岭之险，穿越大巴之巅，大巴山脉，高山，伙计们，加油吧！前面是五丁关哪，过了五丁关就是广元，快到我们的目的地???’现在想起非常兴奋，好苦喔，好险哪。”
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后来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80年代当上了蒋经国时代的行政院长。
在作战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自是优先要务，接下来的便是经济的需求了，至于第三顺位，才会轮到文化与教育，但由于知识分子对这一场民族绝续殊死之战的体认最为深刻，所以他们对政府的处境也更能谅解，这些人几乎全在自动自发一肩承担的精神之下，克服万难完成自己手上的工作，象故宫博物院的播迁便是个例子，那志良（前故宫博物院驻陕办事处主任）回忆说：
“不是七七事变前运的，所以七七事变运的是从南京往后跑，从南京往后跑呢???起初，这个上海也起了战事了，我们就说呀，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装了80箱运到长沙湖南大学，湖南大学有个图书馆，就搁在湖南大学图书馆。这80箱都是故宫的最好的东西。后来呢，政府有个令，把古物尽速地往出运，所以又一次又运，抢运，分两条路，一条路走水路，一条路走旱路，走水路的就运到长江啊，顺着长江倒着走，走上来。”
（留学剑桥归国学生）李国鼎：“杭立武先生就是主持运送古物的，后来他啊，还颁奖给他，我们等于都是他底下的这个子弟兵啊，那么他就说我们现在缺少押运的人，就是由南京朝天宫运来故宫古物摆的地方，装了箱之后就运到下关，然后上船。”
那志良：“这一批呢，从这个南京到了汉口，到了宜昌，到了重庆，后来就到了乐山，这是一批，这一批东西有九千多箱，另外一批呢就是走旱路，就是从南京装火车往西北跑，目的地就是陕西，也不知道运到哪儿去，就装车了。我那时候正在长沙，就调我到西北去，找这个西安行营给我们找地方存，那么西安行营很帮忙，就说啊，运到宝鸡，可是运到宝鸡，宝鸡这个地方是城啊，从城东门走到城西门，大概3、4分钟就到了，你看这城多小了。那里只有两个庙子，一个关帝庙，一个城隍庙，这两个庙一个现在是军火库，一个是公路局的这个修车厂，那么西安行营就有力量了，叫他们马上搬，腾出来存古物，这陆陆续续五批啊，运到那里去，总共运了大概有七千多箱，就够两个庙，庙都摆满了。不久，政府又命令运成都，这个路长了，而且这个路没有了西安行营的帮忙啊，这个车子很费劲啊，差不多运了一年哪才运到成都，运到成都以后忽然间政府又有命令了，限期运出成都，我们就找到了峨嵋，因为峨嵋这里庙多，到峨嵋找两个庙子，就运到峨嵋了。水运的那一批，就要在半路上啊，派这个木船去接，然后从那个河的支流啊再往库房里运，支流往上运的时候是倒着，水往这么流，船往那么走，这怎么办呢？拉纤你知不知道，前几个船都很平平安安的都走到了，第末一个船走到半路纤绳断了，纤绳断了以后这船就倒着走，这危险极了，就是这个乐山这事情很特别，如果是支流要运到主流上要照这个大的那个河流就这样一冲下去，冲到一个大佛啊，乐山不是有个大佛吗，如果冲到大佛，船也坏了，人也都死了，他们船倒着走下来了，这船上人就喊救命啊!不得了啊，在水里谁也救不了他们，而且还有好几个箱子在上面呢，很奇怪，这船走到出口，就这么一歪呀到了沙滩上头，停住了，船上大老板下来以后啊，跪在地上磕头啊，感谢上苍啊，这东西???要不然在这儿冲出去，命都没了，结果啊，很安静地就在这沙滩上停下来了，所以有人说是古物有灵，也是奇怪啊。”
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没有当年那些人，数以千箱的无价国宝将会流落何方。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能否存在呢？
青年，永远都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在大迁徙的行列中他们是最耀眼亮丽的一群，也是最刻苦耐劳简朴可爱的一群。孙运璿回忆西迁途中所看到的一些流亡学生的生活景象，他说：“我路上碰见许多流亡的学生，是山东中学，从山东一步一步走，走到四川，没有交通工具，每一个人后面背着被褥、衣服、书还有板凳，为什么只背一个板凳？走累了到树荫下面大家坐下来，老师给他们讲课。我问他们吃饭怎么办？他说我们校长在前面领路，到一个乡村，他进去求饭吃。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太太，临走了，家来拿出陕西馍馍给学生，说，‘唉呀！我儿子也到四川去了，到四川路很远啊，你慢慢吃，我家乡多得是馍馍，慢慢吃可以吃到四川。’我看了非常感动。”
（流亡学生）张万照：“那么我当时是流亡学生，我怎么逃呢？我也没办法上车，车底下不敢坐，那太危险了，车子里面呢，连门口都站满了人，两手抓着那个把手吊在那里，一吊就吊几个钟头的，站到很多人，那么我们没办法啦，就爬到车顶上去，但是我那个时候，正是夏天，7、8月的天气，整个热得不得了，那个车顶呢，不能坐，那个屁股烫得简直是???皮都要烫掉的。”
年轻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心头存有无尽的希望，只要有希望，什么环境都难不倒他们。在战火中，他们相伴成长，完成学业，当年的西南联大可以说造就人才无数，李政道、杨振宁只因诺贝尔名扬天下而已。
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最可怜的莫过一般老百姓了，他们只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但却不知道“大后方”在哪里，只是跟着一大群人餐风宿露，一天又一天地走着??????
（流亡难民）周玉云：“睡田边，白天晚上不晓得，一听到炮声就跑。”
（流亡难民）王馨德：“我们先生到宝鸡，从宝鸡到重庆，他写封信给我，我就???在很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中，我们是一天走80里路，找到重庆找我先生，到重庆也是那个很机运的，我先生正好上街去买东西就看到了。”
（流亡难民）陈德分：“走到要到遵义了，生孩子了，生下了孩子整个的摆下就走了，没办法，那个时候还是冬天，弄一个小箱子装起来，脐带都没剪我就摆在那儿，没办法带嘛，我还有病啊，那个时候没办法顾，谁都顾不了。那个妈妈岁数大了，儿女都走了，老妈都丢在那儿了，走不了了嘛，没办法，那才可怜哪。”
千万人的大迁徙就有千万个故事，您刚才看到的虽然只是千万分之一，但珍贵之处在他们确确实实走过那一段千辛万苦的路程，由于他们的传述，我们得能将这一段重要的史话面对面的留传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