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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与长沙和平解放

作者：hncsmg 发布时间：2009/5/26

——追忆国民党最后一任长沙市长吴博夫

民革长沙市雨花区总支吴青岛

今年是我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湖南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在这非同寻常的一年里，我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我那去世多年、亲爱的父亲，回忆起往昔听父亲讲述的湖南和平起义的点滴往事。当年，父亲在程潜、陈明仁将军的指示下，为保护长沙古城不受炮火摧毁，百姓不遭涂炭，与蒋介石、白崇禧派来的特务斗智斗勇，做了大量工作，为长沙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每忆及此，父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我的父亲吴博夫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书香世家，1928年毕业于北平交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平、湖南等地国民党军中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于1942年2月抽调到中国抗日远征军第9集团军6军205师，随军奔赴缅甸，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远征军缅北抗日战役。此次战役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残酷、最艰苦的一次战役，父亲在战役中英勇无畏，表现突出，战后回国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多枚奖章和勋章。抗战胜利后，父亲一直在陈明仁将军手下任职，先后在四平、青岛等处工作，后随陈明仁将军回湖南。

1949年春天，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陈明仁将军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酝酿和平起义。父亲遵照陈明仁将军的指示，在暗中秘密地做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当时长沙市国民党驻军是由原国民党27军改编的100军驻防，为了减少起义时的阻力，父亲多次到100军军长杜鼎等人的驻地做策反工作，常假借喝酒的名义，在东茅街盐商的楼上设宴邀杜鼎等人喝酒密谈。经父亲反复多次做工作，杜鼎等人终于同意参加起义，父亲立即将这一情报向陈明仁将军作了汇报。后来在起义前的关键时刻杜鼎又产生动摇，并要父亲和他一起携带家眷逃跑，被父亲拒绝，那是后话。父亲遵照陈明仁将军的指示，在表面上与蒋介石、白崇禧之流派来的各方密探、特务等反动势力虚与周旋，不让他们觉察到程潜、陈明仁准备起义的真实意图和想法，同时在暗中积极策反国民党军队中的高层将领率部参加起义。

1949年7月份时，国民党长沙市前任市长任建鹏携带巨款逃往台湾，陈明仁将军随即任命我父亲接任长沙市市长职务。陈明仁将军的这一安排是有许多考虑的。首先，父亲与陈明仁将军是生死与共的朋友，在一起共事多年，陈明仁将军非常了解父亲的为人，知道他是个非常正直、做事认真、言出必行的人。另外，父亲与国民党内许多上层人物都比较熟悉，接任长沙市市长职务既能够迷惑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又能代表陈明仁将军出面敷衍蒋介石、白崇禧之流派来探听消息的特务和密探。这期间湖南和长沙的局势十分动荡不安，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惨遭特务暗杀，城市生活物价飞涨，老百姓日常生活朝不保夕，为了保证湖南、长沙和平起义能够顺利进行，父亲在这个关键时刻接任了长沙市长职务并做了大量稳定民心的工作，保护了一批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他还对当时的新闻界发表讲话表示“一切遵照程潜省主席的指示办事”。

父亲接任市长后，查明前任市长关押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赵可夫、段梦晖、钟振龙、刘世运、龙汉河等，为了保护这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他找了个“事实不清”的借口亲自签字保释了他们。

任长沙市长后，父亲白天要在市政府办公，主持日常工作迷惑蒋介石、白崇禧派来监视程潜、陈明仁将军的特务，天黑后又悄悄出城星夜兼程赶赴湘乡等地找71军军长彭鳄等人做策反工作，然后又连夜赶回长沙主持第二天的工作，如此往返，一路上要冒着危险，忍饥挨饿，非常辛苦。父亲不辞劳累，往返奔波，最终做通了彭鳄等人的工作，促使其率部参加起义，为湖南和平起义行动减少了阻力和流血牺牲。

当时蒋介石、白崇禧命令程潜、陈明仁将军成立湖南省反共救国宣传委员会，程潜、陈明仁将军为了迷惑蒋介石、白崇禧，就要父亲负责组成了该委员会。蒋介石、白崇禧对程潜、陈明仁将军早就心有疑惑，怀疑他们会和平起义，多次派手下的办公厅主任张桓、政工处处长程式、情报二处处长熊振汉等人多次来向我父亲试探程潜、陈明仁将军的动态，父亲严格保守机密，在表面上处处敷衍蒋介石、白崇禧及其手下，使蒋介石、白崇禧始终无法掌握真实情况。

1949年7月30日，当时的长沙市工商报社不顾陈明仁将军事前做出的不得报道省主席行踪的保密指示，在第二天即将发行的报纸上提前报道了省主席程潜由邵阳潜回长沙准备起义的消息，我父亲正好同时还兼任了长沙市的新闻检查所主任，每天都要提前检阅第二天全市所有报刊的重要新闻，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为了不把起义的消息泄露出去，立即下令查封销毁了该报社的所有报纸，并把报社社长关到当时的警备司令部，到起义时才放了出来。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白崇禧、蒋介石他们虽然心有怀疑，但一直不知道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的具体时间和内容，所以并未明目张胆对程潜、陈明仁将军采取抓捕或暗杀措施，等到湖南和平起义成功，才悔之晚矣。

1949年8月1日，在湖南即将和平起义前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从广州坐飞机到长沙，在省政府办公室召见我父亲，反复劝说父亲和他同机飞往广州，父亲不动声色地与他周旋。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起义后，白崇禧派飞机轰炸长沙城。父亲向陈明仁将军提出建议：对国民党空军机场及驻地散发传单，劝国民党空军弃暗投明，陈明仁将军接受了他的建议。父亲又亲自拟稿印发了传单。

1949年9月13日，起义部队和长沙市的老百姓一起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父亲将一个完整无损的长沙城移交给了中共长沙市政府新任市长闫子祥。父亲在和阎市长会晤时说：“国民党腐朽无能，就是一盘散沙，因此，我早已失望。今后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命运能有好转。”在交接会上，阎市长满意地说，长沙是我接受的五个城市中最完整无损的一个。

迎解工作结束后，起义的第一兵团一度军心动摇，思想极为混乱，父亲积极协助中共长沙市政府采取措施，安定起义人员和军队的情绪，慰劳起义的军政人员，同时发动和联合长沙市各界组织自卫团体，为维护长沙市区的和平和安定，安抚民心，保护市内的文物、档案、人民财产、武器弹药和政府机关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湖南和平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派往武汉中原大学政法学院政治研究班学习，结业后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

父亲为人性格直爽，待人宽厚，尤恨弄虚作假，做事极其认真。他一生无玩乐嗜好，酷爱书法，有很深的英语功底，能用英文进行写作。父亲在生前常对我说，他此生最大的功绩除了参加远征军赴缅北抗日外，就是在湖南和平起义时所做的种种工作。

1984年1月，父亲去世时湖南省参事室为我父亲举行追悼会，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湖南省民革、湖南省文史馆等单位都敬献了花圈，省参事室主任刘公武在悼词中充分肯定了我父亲为和平解放长沙所做的贡献。

追忆父亲六十年前为湖南和平起义所做的种种贡献，我心潮澎拜。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无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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