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是我的读书最爱

《管锥编》（2012年9月版，下同）是钱钟书先生1972年至1975年写成的一部巨著，有资料说，钱先生1962年就开始写作《管锥编》了，其实是不准确的。1962年到1972年，其中文革就占了好几年。而在文革中，钱先生即使有这个想法，也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准确的说，这十年时间只能是《管锥编》写作的酝酿期和准备期。 1972年，钱先生因病从河南信阳明港的干校回到北京。借住在文学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内，才开始利用点滴时间写作《管锥编》。其时，钱先生已过花甲之年。《管锥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因此，无论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恶劣，还是从他个人与家庭十分艰苦的条件来看，都是我们今天所不能想象的。全书四大卷，共2425页。由于全书都用典雅而老辣的文言写成，再加上多种外文的引用，所以有兴趣或有能力读这部书的人并不多，而能读懂的人可想而知就更少了。全书对中国古代十部重要典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部中国古代典籍进行梳理、赏析、阐说，其涉及的学科有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俗学、心理学、比较学、美学、训诂、文坛掌故等，内容之广，实为罕见。我差不多是把它当作一部百科全书来阅读的。因为全书好像都是故纸堆里的东西，象牙塔里的摆饰，或是和者必寡的阳春白雪般的东西，因而就有人把他的《管锥编》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一样，说成都是避世主义下的作品，批评钱钟书是个游离于或超脱于现实社会的人，更有人发出疑问或责问，像他这样一个游离于或超脱于现实社会的人，能算得上是一个知识精英吗？可事实果真是如这些人说的那样吗？这些批评者们果真认真去读过《管锥编》这部书吗？他们果真读懂了这部书的万一吗？钱先生在论及物之宝与物之用时说：“《庄子·刻意》：‘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即余所谓：物而为宝，必物之不轻用乃至抑竟无用者。意大利古谚云：“物太好遂至于不足贵。亦斯旨也。”（780页）钱先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管锥编》是我们的国宝，它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内容外，我特别注意到，在他古典式的研究中，他注入了自己许许多多的当代性的思考。虽然这些思考太深邃了，太有预见性了，但由于是用文言所写，当代的领导们或狠抓GDP，追逐其政绩去了，或大捞其钱财、肥其私囊去了，而像我等还去读一读《管锥编》的人，又无权无势，人微言轻，致使像《管锥编》这样珍贵的宝藏，“至于不用抑竟无用者”，岂不令人发浩然之叹乎？

本人对《管锥编》已通读至五遍，心得颇多，获益匪浅。特别佩服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所提到的诸多现象，竟然与改革开放最初三十多年的社会现实如此吻合。故愿将这些内容一一剔抉，与同好者共赏。

这里只说说文化自信的问题。

第一、《论易之三名》里说：“《易纬乾凿度》云 ‘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按《毛诗正义·诗谱序》：“诗之道放于此乎”；《正义》：“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皇侃《论语义疏》自序：“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未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管锥编》1—2页）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第三五：“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智者《法华玄义》卷六上：“机有三义：机是微义，是关义，是宜义。应者亦为三义：应是赴义，是对义，是应义。”后世著述如董斯张《吹景集》卷一〇《佛字有五音六义》，亦堪连类。胥征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能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管锥编》3—4页）

钱先生在《管锥编》第一篇《论易之三名》“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里，列举了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易”之一名含“易简、变易、不易”，“诗”之一字有“承也、志也、持也”，“伦”者有“次也、理也、轮也”，“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黄也、往也”，“机”有“微义、关义、宜义”，“应”者有“赴义、对义、应义”等一字数意同时并用的例子。在此基础上，钱先生笔锋一转，说：“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紧接着，钱先生又老实不客气地以揶揄兼讽刺的口气说：“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毋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3—4页）黑格尔何许人也？他的全名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生于1770年8月27日，卒于1831年11月14日)，是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尔的思想，标志着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有甚者，由于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兼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之要义，因此，对于那些因看到自由主义在承认个人需求、体现人的基本价值方面的无能为力，而觉得自由主义正面临挑战的人来说，他的哲学无疑是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他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世界哲学史上最为庞大的客观唯心体系极大地丰富了辩证法。面对这样一位闻名世界的哲学巨子对我国语文的鄙薄，钱钟书毫不客气、理直气壮地予以了回击。钱先生的回击，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对我国文化自信心的重大问题。上面已经说到，《管锥编》动笔于1972年，其时，文革尚未结束，文化经过文革，几乎就只剩下了老人家语录、鲁迅著作和八个现代京剧样板戏。报纸只剩下了中央党报和各省的省级党报，杂志几乎为零。笔者当时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唐诗三百首》，计日当还，只能手抄笔录。大众传媒当时只有高音喇叭和通到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电视，当时农村根本还没有，直到笔者1977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后，一个系里才有了一台电视机，同学们聚在一起，收看中国女排夺冠的比赛，觉得是那样的新鲜和过瘾。因此，可以说，那时的中国，文化确实是一片萧条。而就在这个时候，钱先生却说我国的文化实际上一点都不比西方文化差，中国的文化完完全全能够与西方的文化不但能相提并论，而且能名理相通，彼此相互发明。试想，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说出这样的话，它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底气！钱先生对中国文化是抱有何等的骄傲和自信！认真仔细地读完《管锥编》，我们确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管锥编》正是一部中国文化精华的代表之作，它的典雅文言，它的文采风流，他的旁征博引，它的缜密思维，更重要的是他的特立独行给我们所带来的现实思考，使这部书不仅具有它独特的文化价值，更具有对当今社会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开始改革开放到2012年的这几十年里，国家GDP虽然一直飙升，但人的道德底线被频频突破，社会风气急剧变坏，传统文化几乎抛弃殆尽，表面上虽然一直说文化自信，其实是一点都自信不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那就是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教材，已经被一些隐藏很深的专家全盘西化得面目全非了。四书五经没有多少人读了，文言作品读不通了，最为精髓的诗词只剩下了一些民间的难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就连汉字的书写也横不平竖不直了，更别说点如瓜子捺如刀了。随着所谓的改革浪潮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像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钱钟书、季羡林等文化大师们的相继离世，国人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不仅仅是底气不足的问题，而是到了气息奄奄的地步。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执政后的这几年来，才开始强力反腐，扭转社会风气，才开始重视自己传统文化的回归，国家才开始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当此之时，我们回过头再读一读钱钟书的《管锥编》，读一读他的那些深邃的、精彩的论述，相信会有万千的感慨吧！

作者：浏阳市三支部  王国清，浏阳市一中一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