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期抗战故事主人公喻毓华，女，191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原名张本华、张玉兰。1938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1团，毕业后分配到139后方医院。从事医务工作。战争中随医院辗转于湖南长沙、益阳、安化、溆浦、沅陵等地。1940年，从139医院抽调到沅陵第一后方医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1956年，调至岳麓医院（长沙市第四医院前身），1972年退休。现居长沙市岳麓区。 

喻毓华：战地医院的大家闺秀

（作者：吴新觉，长沙黄埔后裔联谊会会员，本文根据其母亲喻毓华口述整理）

外公给母亲取名“本华”，“我本中华”之意。“本华”这个名字象是男孩的名字，于是母亲读书时，老师又给母亲取了个学名，叫“张玉兰”。母亲就是用这个名字报考黄埔军校的。

外公家是大户人家，祖上曾官至“翰林”，辞官返乡后经商，是故家境显赫。母亲祖籍是湖北黄陂，外公到汉口经商后，老家黄陂的田产由管家管理。在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外公很开明。母亲先是读了两年小学，后直接进了教会中学，不过只读了两年中学就参军了。

    外婆姓喻，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外婆的二弟，也就是母亲的二舅喻晋章，曾是张学良少帅的少将副参谋长，“九·一八”后随张少帅入关，仍在军界任职。母亲的表哥随父离开东北回到黄陂老家后，对日寇的狼子野心洞若观火，抗日激情十分高涨，常和同学在家里聚会。母亲虽小、耳濡目染、也痛恨日本侵略者。母亲上学要经过日租界，他们几个小孩见到日本人就唱：“日本矮子就是拐，生个伢子没屁眼。”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南京沦陷，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当时，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举国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军民同仇敌忾，慷慨激昂，掀起了全民抗战的高潮。许多沦陷区的知识青年,汇集到武汉,要求加入抗战行列；大后方的知识青年,激于民族义愤,也纷纷要求从戎报国。尤以爱国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更为风起云涌。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成立了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要在各部队建立政工机构，更需要大量干部。蒋介石审时度势，提出在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尽快培养出战时所需各类工作干部。一九三八年一月，战干一团正式成立，团本部设武昌珞珈山。

    外公家在汉口万民后街。母亲听说黄埔军校在武昌招生，就约表姐和两个同学一起悄悄地离家，过河去报考黄埔军校。母亲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报名点，听得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怕死么？你们想发财不？怕死的、想发财的就莫来。”战干团学生，绝大多数是招考而来的男女知识青年和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第二期以后不招女生)。体格检查比较严格，笔试只考国文和常识，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即可录取。

    考试完后得等通知。母亲不敢回家，躲在武昌同学家，这一躲就是四天。母亲的大舅得知母亲一夜末归，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家里把外公臭骂了一通：姑娘家家的，怎能在外抛头露面，还一夜不归，你是怎样管教的？还不把大小姐找回来。外公外婆没吱声，只是唯唯诺诺地点着头。母亲的大舅骂完后气还没消，又找到了母亲的二舅，要二舅派兵去找。二舅无奈，他找到家里，从外公的猜想中，估计母亲去武昌是去报考军校，就叮嘱外公：大小姐回家后，一定去一下他的公馆。

    四天后，母亲得到了录取通知，兴匆匆地回到家里，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外公。外公没有骂母亲，也没有夸赞母亲，只是告诫母亲：在军队，不要搞军事，也不要搞政治，还是搞你的医务罢。（母亲在教会中学学的就是医务）母亲不敢去公馆告诉二舅，二舅还是知道了，他托口信说会派车送母亲去报到。报到那天，外公没有通知二舅，租了一台车，亲自送母亲到码头，目送母亲过江去武昌。在国破家亡即将来临之际，外公送女投军，不能不令人钦佩。

母亲在战干一团直属女生大队一中队，队部在与男生一江之隔的左右旗。战干一团正规训练时间为六个月，前三个月为入伍训练，后三个月为分科训练。入伍训练主要为基本军事操练、野外演习等军事课程。在武昌受训期间，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狂轰滥炸。有一天，队伍拉练时遇到鬼子飞机轰炸，大家都卧倒在稻田里，一身湿淋淋的。等到鬼子飞机离开，大家从稻田里爬起来，继续拉练，沿途到处都是被炸死的老百姓，血肉模糊的手臂挂在电线上，还滴着鲜血，引来成群的苍蝇，其境况惨不忍睹。这一情景，激发起同学们满腔愤怒。

母亲在一次夜晚野外演习过浮桥时，一脚踏空跌倒骨折，至今还常腰痛。分科训练，主要课程有“总理遗教”、“三民主义”、“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国防形势”、“地理”、“新闻学”、“民众组训”、“军民合作”、“对敌宣传”等。还有不定期的“精神讲话”，由军政要人或各界名流进行专题演讲。有一次听演讲时，母亲见到二舅外公带着外婆在台上，外婆频频向母亲点头，母女虽没讲话，母亲却备受鼓舞。从此以后，同学们都知道母亲是一位将军家的大小姐，对母亲也格外尊敬，称为大姐。那年母亲22岁，仅从年龄上讲，母亲也是班上的“大姐大”。

    战干一团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昌毕业。学生受训期满，经过考试及格准予毕业，并发给由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签署的毕业证书以及刻有“团长蒋中正赠”的军人魂短剑一把，剑面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分配由团部统一办理，学生队毕业后有3至6个月的见习期，支准尉薪，期满支少尉薪。同时还发给置装费和一本同学录。可以想象，母亲身着军装、系上武装带、配上短剑，那是多么威武。可惜这些东西一样也没留下。

    战干一团各期毕业学生数以万计，毕业后工作分配大致有六七种，母亲按照外公的嘱咐，仍旧从事医务，被分配到139后方医院。

    武汉沦陷前夕，1938年9月母亲随战干一团撤退到湖南后，才到139后方医院报到的。139后方医院在益阳乡村一座大庙里。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11月8日，日本侵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之后，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于新墙河。长沙的局势虽然十分严峻，但战火还没有烧过来，因此医院还没有接收伤员，大家也没有什么事，于是在12号，母亲和两个战友离开医院，想到长沙去玩。他们在益阳城里玩了一天，并宿了一晚，次日再往长沙走时，路上遇到许多从长沙逃出来的难民，难民说，日寇已经攻占了长沙，长沙已是一片大火，不能再去了。母亲一听急了，赶紧返回医院，谁知赶回医院，已是人去楼空，医院奉命撤往安化。三人一商量，决定马上追赶部队。怎么追？坐车，车是没有的；骑马，母亲会骑马，但马也没有啊，何况那两位战友也不会骑马；两条腿走？太慢太累，还是找船坐船罢。三人走到河边，恰巧有条运煤的船，刚卸完煤，黑漆漆、脏稀稀的，正准备回家。三人前去商量，船老大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专程送他们。那时节，老百姓都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见三个女军官客客气气的，说到岸后还给船费，就算是再运了一趟煤罢了。行到午时，大家都饿了，可行前匆忙，没备食品，船老大本是回家吃饭的，也没备食品。于是请船老大在离村镇最近的地方靠了岸，三人上岸买了菜和米，回到船上自己做起饭来。三个姑娘家家的，谁也没做过饭，何况还是在船上，幸亏有船老大在一旁指导，三人兴致勃勃，分工协作，总算把饭搞熟了，那餐饭大家吃得特别香。

    三人离船后，步行找到驻扎在安化的医院才得知，那天长沙大火是自己人放的，俗称“文夕大火”，日本人还没打来；也就是那天，在益阳的三家后方医院同时接到命令向后方撤退。由于安化交通不便，接送伤员不便，医院很快就又从安化迁移到溆浦。由于缺医少药，在迁移途中，伤员伤口化浓生蛆、惨不忍睹；一路上还有土匪拦路设卡，迁移十分缓慢。1940年，母亲从139医院被抽调到驻扎在沅陵的第一后方医院。

    沅陵水陆交通方便，第一医院规模也大，伤员较多，因此护理工作也很重。不过这并不算什么，头痛的是敌机每天要来轰炸五六次。母亲记得有一次是正月初一，敌机到了头顶上，才拉响警报，老百姓躲藏不及，沅陵的一条老街被炸成平地，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烧焦的树木和血肉横飞的尸体。1943年，日本人在常德实施了细菌战，母亲不幸患上伤寒，不得不住院治疗。那时候，长沙的湘雅医院也撤到了沅陵的凤凰山。母亲在湘雅医院治疗了两个月，出院那天又遇敌机轰炸。母亲不敢躲进防空洞，因为沅陵曾发生洞口被埋，全洞人全闷死的惨剧，母亲又只能再一次躲在田埂下，又再一次见到了同胞们被炸得血肉横飞的尸体。母亲好不容易熬到了日本人投降。

    父亲是学公路运输的。抗战期间，重庆是陪都，在湘、川、甘的公路上，人流络绎不绝，而父亲正在这湘川甘联运处工作。抗战胜利了，湘、川、甘的公路上人流量却少了，是以父亲失业了。抗战胜利后，母亲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后方医院，离开了沅陵，离开了那个做梦都令人不安的地方。父母带着家人回到湖南湘阴城关镇。母亲开了一家诊所，父亲除了公路管理外，没有什么特长，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家庭生活重担全压在母亲肩上。1948年，我出生在湖南湘阴城关镇。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俱兴。首任长沙市卫生局局长郑群四处网罗医务人员，他是124后方医院的药剂师，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认识我母亲。当郑群得知母亲在湘阴开诊所时，连忙写信邀请母亲来长沙参加工作。于是我们一家人来到了长沙。1956年前，母亲一直在郊区卫生院，穿梭在四方坪、马栏山，洪山庙一带的乡下。1956年，岳麓区办起了第一家正规医院，长沙市第四医院的前身---岳麓医院，母亲被调到这里，成了目前四医院仅存的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