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团结报》2014年12月20日第六版

镜头里的抗战老兵·之十八
万付全： 硝烟中的通讯兵

 
 
参加“老兵集结号”活动的万老。 
 
 
万老在劳动。 
 
 
老兵万付全

  
        ●文字记录 刘仙娥 摄影 周利和

        “我不怕死，但我一定要活着！”这是我这次采访湖南浏阳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万付全时，他老人家留给我印象最深、震撼最强的一句话！

        “我不怕死！”——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我要活着打日本人！

        “我不怕死！”——在欢乐幸福的和平年代，我要活着享受生活！

        苦难懂事的少年郎

        万付全，湖南浏阳人，1925年2月11日生于浏阳市镇头镇连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的他在9岁的时候父亲撒手人寰，留下年迈的祖父祖母、母亲以及兄妹4人，他在兄妹中排行第三。由此，一家7口的生活负担就全部落在体弱多病的母亲肩上，扶犁掌耙、纺纱绩麻、照顾老人之责皆集于母亲一身，年龄最大不到13岁的4兄妹也都得插秧种菜。听老万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由想起了宋朝诗人范成大的两句诗词：“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这是何其真实的写照啊！

      1939年，14岁的万付全在连山村当年的石子学堂已上了3年学，读了汉书，学了幼学。他告诉我们说，当他看到日寇在村子里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场景时，他只想自己冲过去一刀砍死他们。记得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他孤身一人在家为全家人做晚饭时，日军突然冲进了他家堂屋，二话不说就用刺刀把堂屋里的粮仓破坏掉了，跑进他家的猪楼屋里，把唯一的一头100多斤重的肉猪从猪圈里赶出来到粮仓边吃谷子，日军趁机割掉猪屁股提了就跑。无奈自己年少力弱，为保全性命，没能把猪屁股夺回来。时隔不久，由于家中人口多，劳动力短缺，万付全只身去到长沙老俵家中，老俵帮忙找了一份差事——打磨 ，可是工作不到8个月，就患上了疾病，不能干活了的他只好返回家中休养。1940年年底，抗日战争越打越激烈了，长沙和浏阳西北区一带，日军横行霸道；家中18岁的大哥又因病去世，给这个原本就已难以维持生计的家庭以雪上加霜的打击！因为家中反正要被抽一丁服役，年少的万付全是上过学读了书的人，在长沙打过工，算是当时那个村子里见过世面的人了，长沙的老俵劝其去部队服役。当时恰逢第79军194师581团到长沙接新兵，因为潘汝烈团长是浏阳官桥人，长沙老俵就把我送到了潘团长的部队。

        “长沙、衡阳、常德会战我都亲历了”

        “1941年正月初六，我从长沙被送到了湖北合口。”万老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说，“我被编入到国民党第79军194师581团担任通信员，部队一到合口就开始打仗了！记得那一仗打过之后，地上的绿草都被染成了红色！”

        停顿片刻后，万老接着说：“因第二次长沙会战在1941年9月初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部队便从合口赶往长沙，在长沙城最高点天心阁守了3天3晚。第二天晚上，日寇从长沙河西的岳麓山围攻天心阁，我和战友在天心阁与日军打了一整晚的‘偷抢’。第二天，部队向长乐街、新市方向跟踪追击，后又转至株洲、衡阳、常德和广西独山作战，在独山时，日军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终解千仇万恨，我们终于摆脱外辱，我们终于昂首阔步！那一天，我们开怀畅饮，我们兴高采烈，我们欢欣鼓舞！”

        接着，万老又告诉我们说：“长沙、衡阳和常德所有的战役我基本上都经历了。”他说，1939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防御战役。日军第11军为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消灭中国第9战区部队，集中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发动了“湘赣会战”，进攻长沙。为打破日军战略企图，中国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长沙附近消灭进攻的日军。

        机灵果敢的通信兵

        万老讲述完他和战友们的抗战历程后，稍作了停歇，喝了一小口白开水后，继续为我们专门讲述他——通信兵的抗战故事。

        万老告诉我们，因为自己从小酷爱读书学习，来到部队后，他也从未间断过，所以也学到了很多军事知识。潘汝烈团长曾劝他上军校，但他没有去，因为自己跟随团长有七八年的时间，团长对他很好，经常关心和照顾他的生活，不想离开团长身边，也就这样一直在部队他的当通信兵。

        他说：“我们通信兵虽然直接打击日寇的机会不多，但我们用智慧迂回巧战的时候还真不少。”

        我们知道，通信兵是军队中担负军事通信任务的专业兵种。主要任务是组织运用各种通信手段，保障军队畅通的通信联络；通信兵对保障军队指挥和完成各项任务具有重大作用。

        老人家告诉我们，他所在团部为他配了一把手枪，主要用于击毙日军保护自己。为防止日军识破，执行任务时身穿便衣，脚着草鞋。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风雨冰霜，一般都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双脚行奔跑于山间的崎岖小路，因为每次任务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他一天内走完最远的路程达到了130多里。执行任务的时间或早或晚，没有规律，一有命令就得出发。信件一般都藏在裤皮带下面，出门不能走漏消息。信件送达时都用暗号联络，暗号答对了就是自己人，就不动了；暗号不对就不是自己人，不再答应，马上拿出手枪准备战斗。通信员之间互相联络，有信息可随时互通，一个无线工具一按，对方就知道了。

        老人家还给我们讲述了他执行任务时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执行任务受伤，巧躲日军追杀。

        在从衡阳转战常德途中的一天夜间10点左右，他突然接到命令送信去特务连,迅速更衣换鞋，藏好信件，拿上手电，立即出发，火速赶路。行至一山间小溪拐弯处，不知从何方突然飞来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大腿，他应声倒地，顺手拖了旁边一具尸体盖住自己的身体，屏住呼吸，等待着日军走过，幸运地躲过了日军的追杀。然后，自己解下裹腿布，简单包扎之后，通信班的战友找到了他，然后继续赶路送信。第二天天快亮时，成功地把信件送到了特务连。团部获悉后，马上将他送至芷江后方医院治疗，当时住院治疗了20多天，由于医疗条件很差，取子弹时没有打麻醉药，痛得钻心也只能强忍着。部队从常德转往广西独山时，此时，战友们之间同生死共患难感情体现到了极致，他就睡在担架上由战友们一路抬至独山。当时负伤住院证明上盖了公章，他退役返乡时带回了家中，将证书埋在了自己家的土墙内。

        第二个故事是：亲眼目睹军长之死，日军惨无人道。

        1944年8月间，第79军军长王甲本奉命参加衡阳会战，在衡阳外围与日军作战，直至衡阳被日军攻占。在夜间撤退出发时，王军长跨上马背后，忽然一只猴子跑过来，冲上马背抢下了军长的帽子，他迅速小跑过去小声和军长说，“军长，猴子的举动好像预示着我们今晚不要走啊，我们等明天再出发吧。”军长不信，下令继续撤退。王军长走在警卫营的前面，他因送信到营部，走在军长前面300步左右。部队行至红炉寺附近的一个山上，忽遇日军先头部队。他们首先以为对方是友军，在只隔几十米时，才看清是日军，开枪射击，而日军用机枪还击，枪一响，王军长就倒下了，臂部和腿部都受伤，3名日军还不放过，冲过来用刺刀和大刀将王军长活活砍死之后，还卸下了军长的手脚，现场惨不忍睹！我和战友们一起快速处理完军长的尸体后又出发了……

说到这里，万老一直摇着头，眼眶里的泪珠不停地转动着，声音几度哽咽，停了些许时间后继续说：

        “我们既严厉又可亲可敬的军长就这样地走了。”

        听完两个故事后，我们又问老王万：“你怕日军吗？”

        “我一点都不怕！”老人家斩钉截铁地答道，“我恨不得把他们杀个精光！”

        万付全凭果断，用别人的尸体掩护了自己；用机智，成功躲过了日军的追杀；因勇敢，忍痛带伤保障了军队通信顺畅。我们在场所有的民革党员们无不为之感到钦佩和自豪！

       他虽然只是一名通信兵，但同样是战场上不可缺少的人。

        坎坷自信的男子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万付全随部队从广西独山转至四川重庆，继续做通信兵。在蒋介石离开重庆时，蒋本想把他们带往台湾。他告诉我们说：“刘、邓的部队在四川堵住了我们部队的100余万人。我们所在部队1948年参加起义，在四川投奔了共产党的军队，然后在共产党办的学习班里学习了3个月。学习结束后，共产党的政策是去留自由，考虑到家中老母亲身体多病，生活困难，1948年9月，我就回乡了。”

        “我回来后的生活很艰难、很坎坷，但我很豁达、很自信。母亲病逝，中年丧女，妻子车祸身亡，儿子离婚，接二连三的不幸也没有击垮我。文革时期，我差点被打成‘兵痞’挨批挨斗，是那份负伤住院证明救了我。因此我很幸运，即使在动乱年代我也生活得很顺畅。”

        如今，万老90岁了，他的身子骨依旧硬朗，做饭洗衣、挖地种菜都没问题。他说，“能过着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完全是搭帮党和政府，你们民革党员经常来看望我们，为我们争取了每月800元的生活补助，这就充分证明社会已经认可我们是国家的‘抗战老兵’了，我满足了！”

         编后

         本版自开辟“走近抗战老兵”专栏，推出由民革浏阳市委会组织的系列抗战老兵稿件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本期是浏阳市委会抗战专题稿件的最后一篇。接下来“走近抗战老兵”专栏还将继续刊登其他地区相关稿件，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