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发表于《团结报》2014年12月13日第六版)_
镜头里的抗战老兵·之十七
老兵罗传兴： 掩护伤员撤往桂林

 
 
老兵罗传兴。 
 
 
民革浏阳工委领导和本文作者一起看望罗传兴老人。  
  

      ●文字记录 胡 磊 摄影 周利和

      三年来，走访了十几个抗战老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鲜活的故事。让我这个曾经的军人别样的感受。走访一次，感动一次。去罗老家拜访更是惊讶，老人家竟然是自己接的电话，这是我走访老兵以来，第一次见到有手机的老兵。

      老人的家在浏阳市永安镇丰裕村。路很好找，就在原丰裕供销社的隔壁，院子很大很整洁，十几棵硕大的桂花树花期正浓，屋里屋外到处飘荡着桂花的清香。看得出老人家较富裕，不同于其他老兵家庭的贫寒和简陋。这是难得一见的老兵小康家庭。老人身体很好，高大挺拔，不像个九十多岁的老人。面色红润，眼睛炯炯有神，忙前忙后，快乐地接待着我们。

      听老人讲抗战的故事，前期日寇的种种暴行，凄惨悲凉，后期经历惊心动魄的战场，更是感怀。

      我叫罗传兴，出生于1922年，世代种田。在永安文昌阁读过高小。因为学费很贵，一个学期要一担半米，高小只读了两年。后来没钱读就休学了。兄弟三人我最小，大哥在家务农，二哥在浏阳一中读中学。

      1940年我十八岁，去当兵了，我当兵一是抓丁所迫，二是我确实想上战场杀鬼子。因为我亲眼看见过小鬼子坏事做绝，不是人的东西。所以我去当兵是自愿的，是欢喜的。我第一次看见日本鬼子是1939年8月初6，那天鬼子在离我家不远的邵家段丢了三个炸弹，炸坏了房子炸死了人。因为邵家段那里有三个烟囱，鬼子以为是工厂，飞机就把那炸了，其实烟囱是在熬盐。我们这盐比米贵。那天上午当兵的退下来说鬼子要来了，让我们躲山里去。没想到刚吃完午饭，鬼子真的来了。老百姓大都上午就抱着衣服和粮食往山里跑了。我家里有事没来得及耽搁了。看见路上有东洋马我就知道鬼子来了。我手忙脚乱光着上身端着一碗盐就往外面跑，因为母亲跑时交待过我盐是家里很贵重的东西。我跑出家没多远，就被骑东洋马的鬼子追上。他用马刀架住我的脖子，逼我去给他们当挑夫，否则就砍死我。我那时17岁，血气方刚，也想和他们干，但看见他们路上随便杀人就没敢吭声。我挑了一担米，还有三只鸭子，还有一箱蜂蜜。跟着鬼子队伍走。那天好多鬼子，队伍很长。一路上见猪杀猪见牛宰牛。他们活生生的割猪和牛屁股上的肉，好些猪和牛活活痛死在庄稼地里。鬼子队伍中有蒙古人、朝鲜人。还有会说中国话的。他们走一段路，就要烧几座房子，听说是为了给天上的鬼子飞机指路。我们家的两头牛、六头肥猪都被鬼子抢去了。害我们伤心了好多年。他们停下来做饭时，有柴也不用，故意把老百姓家的门和窗子敲下来做柴火。我们附近有一个养蜂的，他们冲进去把蜜蜂烧死，提着蜂箱到水塘里去挤糖来吃，吃不了的粮食都被他们烧光。村子里的没来得及躲的孩子，他们都追着杀；进村就找女人。我有一个堂兄叫罗传基，五六十岁的年龄，因为洗完澡头巾戴在头上，鬼子就去抓他的裤裆，看是男是女，是女的就强奸，是男的就抓壮丁或者直接打死。有一个叫柴木匠的，老婆被鬼子当面强奸，柴木匠稍有反抗就被鬼子活活刺死。我给他们当了三天挑夫，每天都看见他们烧杀掳抢，无恶不作。我除了恨就是想跑。鬼子很狡猾，每天对我们几十个挑夫看管得很严，逃跑的就当场刺杀。那天晚上到了邵家段，日本人睡在庄稼地里。鬼子行军一般都不敢睡在屋子里，怕我们偷袭。上半夜，我装着睡着了，下半夜我爬了起来，感谢那天天气不好，天上也没有月亮。我在地里、水田里只能爬，腰都不敢直起来，担心被他们发现就没命了。我找不着方向，只是到处爬，爬了不知有多远，两个胳膊都流血了，忽然爬到一个坝坎上不小心摔到了水沟里，从水沟里爬上来，爬到桥上我才知道到了东山殿的附近。这个时候，我全身都是血，吓得浑身发抖。第二天我一个人在山里躲了一天，实在饿得难受，偷偷下山找吃的。在路上，我竟然碰到了我姐夫，姐夫带着我到了四兴堂大屋。大屋里到处都是猪头、牛头、死的鸡和鸭，粮仓里都还在冒着黑烟。鬼子把这里抢光了，多少年我都记得，四兴堂大屋当时的惨状。从那时起，我就发誓，家里是呆不下去，我要上前线，我要打鬼子，为乡亲们报仇。

      我当兵是在郴州，军政部荣誉军人第十四临时教养院。教养院有九个大队，伤兵都住在乡下。我们丰裕隔壁大桥市有个同学叫李奂仑，他那时候在教养院当上尉会计，后来升了少校。那些年他一直对我很好，很关照我。我是1940年当兵的，同行有李奂仑、罗桂生、柳映初，李奂仑是特意从部队回来带我们一起去的。我们去部队是下定了决心要好好杀鬼子的，当时抓壮丁是三抽二，大哥在家赡养父母，二哥已是国军的上尉，如果我不去，家里就要交八十担谷。家里穷交不起，我也想当兵。我们一行四人走路到的长沙，从小吴门坐船到湘潭板潭铺。那时长沙沦陷了，铁路也全部被挖掉了，公路也挖得稀巴烂。在株洲的田心坐火车到郴州，我们坐的慢车，免票。我到部队荣誉院当了文书，准尉。我们部队有几千人，九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几百人，都是残疾人和伤兵。军人是荣誉军人，战场上受伤的、打残的，不能再上战场的，都是军官。我们院长是上校，东北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叫陈显瑞，在部队当过团长，高大威猛，人特别好，对部下严格但很爱护。总务主任叫赵文兵，是中校，也是东北人。我兄长在总部当会计，叫罗传新。我那时不愿在荣誉院里当兵，我要上战场打鬼子。但不管是兄长，还是总务主任、院长都告诉我们，在荣誉院也是抗日，也是为抗日服务。我们照顾好了这些从抗日战场下来的伤兵、军官们，就是为抗日做贡献。那时我18岁，很热血。又在家乡亲眼目睹过日本鬼子的罪行，不让我上战场很难受，每天工作又是没完没了的造表册。造完表册就是发物资，什么棉衣、布衣、胶鞋等，还要种菜。我就天天练枪，用那种老式的汉阳造练，汉阳造很差，打几发子弹枪管就红了。每周都开周会，政工室主任讲时事，院长讲任务。开会还要背诵总理遗嘱，至今我还能完整地背下总理遗嘱。荣誉院在郴州街上只有八百人，其他的都住在乡下。每天我都缠着那些战场上下来的军官们讲战场上的故事，听得热血沸腾的。由于鬼子经常偷袭，所以我们经常转移。那些为国流过血的军官们，有时就住在乡下简陋的房子里，有时用竹子修几个棚子住着，缺衣少药。看着这些为国家为民族断手断脚的军官，我常常很心酸。那时常常有鬼子的飞机来轰炸，我见到最多的一次有鬼子36架飞机炸我们的荣誉院，真是惨不忍睹！眼睛被炸瞎，手脚刚接上又被炸断的时有发生，我们没有高射机枪，也没高射炮，很憋屈。只能用简单的轻机枪和汉阳造对付鬼子。大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新仇旧恨，让我每天恨得牙痒痒。有一次，我们从郴州辙往桂林，伤员军官们都用火车运，进入广西，我们就被鬼子包围了。那时火车没有煤烧，烧木材还烧盐。所以走不动，上坡没力气。鬼子包围我们的火车后，用机枪扫射我们的伤兵，我们荣誉院在院长的指挥下，和鬼子顽强战斗，鬼子有迫击炮、重机枪，我们只有简单的汉阳造，战争打得很惨，火车都被烧了。我们只救出了很少的一部分军官，掩护他们往云南撤退。到了都匀独山，我们十多个人爬货车，我和哥哥在一起，在路上我们的枪被地方部队缴了，那是广西白崇禧的部队。一路逃命到了重庆，九死一生的。重庆当时是战时的首都，我们找到了部队，被安排到长寿县长寿荣誉军人第一纠察所。我们主任叫宁思澧，也是东北人，那已是1944年。几年的颠沛流漓，战友们伤的伤，死的死，没有几个熟悉的人了。经过几次战役，我已经把荣誉院的伤兵当作了亲人，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照顾他们。照顾好他们的伤病。想想他们在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面对敌人的飞机坦克是多么的艰难。而且每到阴冷潮湿的天气，看他们旧伤复发，伤痛难忍，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样子，特别难受。有的被踞掉一条腿，有的被踞掉一条胳膊，有的双眼都被打瞎了。至今想起来常常在梦里都回想他们的悲惨状况。我那时的工资一个月62元，我记得当时一双皮鞋要120元，我们每天吃两餐，早九点，晚四点。我们努力地想省下一些粮食，好让伤兵们吃得好一些。

      在长寿工作了一年，鬼子投降了！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我正在河边抓鱼，想给伤兵们改善伙食，忽然听到街上敲锣打鼓，放鞭炮，好热闹，学生们都上街游行了，到处都在喊着口号。我清楚记得口号喊的都是“日本鬼子完蛋了！打倒日本！最后胜利属于我们！”

      抗战胜利后，我们总算吃了几餐饱饭，还喝了酒，发了200元钱。两个月后，我就想回家，想父母，想兄弟团聚。我去请了长假，因为我们荣誉院不久也要撤了，所以请假没费什么周折，此时我已经升了少尉。回来的路上，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还有军官证，火车汽车都免票。我从长寿坐船，过了三峡到了宜昌，又坐船过长江到了岳阳。再从岳阳坐火车回到长沙，长沙的公路因抗战已全部被破坏，只能走路回家。终于回家了。一家人团聚，无比的幸福。

      感谢共产党让国家变得很强盛，老百姓也富裕了，我现在每天就是看书看报，也关心国家大事，看书看报也不用戴眼镜，我很幸福。回忆过去，当年的遭遇很惨，但现在政府对老兵的关心让我们很感动。问我一生有没有遗憾，我没有遗憾！当时我们也谈不上什么爱国，是命运碰上了。现在政府承认我们是抗战老兵，我们有了很好安慰。现在日本人不反省，我们也不要客气。钓鱼岛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血债就要用血来还！当年我们太弱了，所以我们中国一定要强大，只有我们祖国强大了，才不怕别人欺负。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共同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