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发表于《团结报》2014年9月20日第六版

镜头里的抗战老兵·之八
日夜警戒长江 严防日寇偷袭重庆 
——老兵谭子成的烽火岁月

   
谭子成向我们致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谭子成在书房书写了抗战内容的条幅，赠送铪民革浏阳市工委。  
 
 
谭子成在儿子家中与儿子合影。 

    ●文 李建洋 摄影 周利和

    时间的流逝，会静静涤去一切蒙尘，让历史在世人的面前，呈现它真实的面目；时间的浸润，也会渐渐淡漠人们的记忆，哪怕不算遥远的往事。为了唤醒心灵深处的那种记忆，我们走访了当地的抗战老兵——谭子成老人。

    谭子成1923年10月出生，浏阳市普迹镇大鸡头村人。1942年2月从军，在第六战区26集团军75军预备4师司令部参谋室任上士文书。同年6月调师直属战炮连任准尉事务长。1944年7月调军部军需处总务科任少尉军需。1945年8月，部队派往湖北应城受降，被派驻应城古城台看守仓库，1949年回家。

    一个似阴似晴的下午，我们去看望了谭老。此前，我们去谭老家走访过几次，见过谭老和他的儿女们，但时间较短暂。坐在眼前的老人，年臻耄耋，慈面善目；与人相见，笑意满脸，看不出岁月的磨难沧桑，也许是岁月沧桑已被他几十年的经历淬炼，成为良善的精华，溶入灵魂，化作待人接物的从容举止。

    我和谭老谈起他参军抗击日宼的经历，他神情淡淡，进入回忆，与我们断断续续地聊了起来。他说：“我是1942年初从军的。那时，抗战到了最苦的时候，战争的双方在各地的战场上胶织着。1941年下半年，乡政府通知我父亲，我家已中签一个甲级壮丁，1942年上半年入伍。父亲很着急，当然是不想让儿子去当兵。我家二男一女，必须有一人出丁。我兄长22岁，多读了几年书，又学过经商，在家里，经济上是父亲的重要帮手，而且才结婚不久。那时，我刚满18岁，为了顾全这个家，我对父亲说，让大哥留下帮你，我去充这个壮丁。”

    “快到过年的时候，听人说金江坝的张之栋从部队回家探亲，我们两家似有些亲戚关系，我和父亲一道去了他家，要求他带我去当兵，他满口答应，年初元宵节后就动身，要我做好准备。

    “出发的那一天，张之栋带着我和另外两个老乡，一行四人从家乡起程，步行两天到达长沙。眼前的长沙已是满目疮痍，一片焦土，与我早几年看到的长沙城面目全非了。张之栋告诉我们，武汉和宜昌相继沦陷后，长沙进入战争状态，当局采用‘焦土战术’，点火自焚，把长沙城烧得稀巴烂。我们坐小火轮走沅江，下澧县，津市，过洞庭湖进入湖北宜都，走山路到达长江南。波涛滚滚的长江，早年有轮渡，人来人往，现在只有两只木划子靠在南岸，这显然是接近前方战争状态。一路上，我们见到不多的出行人群，拖家带口的，脸上神情不安，和自己偏远乡村的那份清静明显不同。如果说在家乡时的充壮丁只是为了家里，应付政府的兵役，换一个全家的安稳，此时，我已基本上明白“抗击外敌”，这是当兵的责任了。小时候读书，老师教我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是现在的我们，先前对家里的那种不舍也渐渐地放开去了。

    “我们雇了一只木划子过了长江，进入宜昌县的大山沟里。经过十多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兴山县与宜昌县交界地雾渡河。这里属于第六战区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五军预备4师司令部的军需处。我被送到参谋室填补了一个上士文书，每天用复写纸写公文，也学习写铁笔蜡纸，我所在的部队主要任务是驻地防守，护卫陪都重庆，如果不是遇到日军进攻重庆及特殊战况，相比其他在敌占区与日寇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兄弟部队，我们要安全的多了，尽管我们的生活也很清苦。

    “三个月后的一天，军需室推荐我到师直属炮兵连当事务长，负责管理全连的后勤和伙食。

    “12月份，全师调赴前方接守阵地，我连驻防三游洞，担负封锁长江的任务，大炮就安置在沿江岩石草木丛里。三游洞位于长江北岸，背靠长江，面临小溪，洞口开在离地面七八丈高的悬崖峭壁上，左侧有一斜坡石阶与地面相通。洞分前后两部分，前洞成为连部的驻地，后洞是安放神像的所在。据当地人说，抗战以前洞内住有和尚，香火旺盛，香客，游客络绎不绝，是远近闻名的佛门圣地，也是长江四十八景之一。现在经过连年战火，守军换了一届又一届，洞里的神像及装饰已被毁于一空，幸存的只有刻在石壁上苏东坡的字画条幅和当代抗日名将冯玉祥将军书写的“是谁杀了我的父母和兄弟”十二个大字。在这里，我连的任务是日夜警戒长江江面，谨防日军从长江上的偷袭。炊事班也偶尔参加战时的一些训练，比如用背篓送炮弹，越过敌军的炮火封锁线等，主要任务是为连队士兵做饭，搞好后勤，其次就用自制的工具为士兵们编织草鞋。

    “我们在此地驻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日军进攻长沙时，为了策应长沙守军作战，我师反攻宜昌，我连先后两次参战。我是连队的事务长，我的任务是领着炊事班在阵地后埋锅做饭，以保障战士的饮食和水的供应。打仗时，我们冒着炮火往阵地上送饭，日军的炮弹到处乱飞，落在地上炸出一个个很大的坑，我们见到当地老百姓的大水牛也被炸得血肉模糊。为了抗击日寇，战友们死守阵地，师长，团长冒着枪林弹雨视察前方阵地，每一场战斗下来，就会发现身边的战友少了几位……战争啊，要是没有日寇的侵略，没有战争，他们同样能够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1944年，湖南衡阳失守，日军进攻贵州独山，我军调去四川綦江，加强陪都正面防务，独山大捷后，我军又随即返防湖北兴山。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军奉命进入收复区湖北应城，接收日军第85旅团占领区，我军军部驻应城内，我们被派到城外高地叫古城台的地方，接收日军的后勤基地仓库，我就在这里看管仓库，另有一个加强排担任警戒。

    1948年下半年，我请了一个月探，回到了阔别6年的家乡，自从出来当兵，整整6年，烽火之中未曾与家里有过一次通信，亲人见面，骨肉相聚，有说不完的别后离情。一个月的假里，在家里的安排下娶妻成家，十天后，携妻子一起去了宜昌。1949年8月，宜昌解放了，长沙也相继解放，我到当地政府登记，以游散军人身份取得了通行证，携妻儿离开了宜昌，回到家乡，从此以后，总算有了一个自己安稳的家了。”

    谭子成老人断断续续的叙述，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场搏击，没有出生入死的烽火硝烟，但却道出了作为整个抗日战场上的一个军人的风采。那时中国遍地烽火，外敌侵肆，和每个抗日军人一样，个人也是历劫磨难。他们的这种奉献，我们这些后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谭老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儿女孙辈挺有出息，社会给了他们很多。最值得庆幸的是，我在1948年回家探亲，成了家，有了儿女孙辈；而和我一样的老兵，不少人在卸甲归田后，由于历史身份和政治运动的影响，终始未能娶妻成家，至今单身一人，孤苦伶仃，我算是最幸运的了。特别是这次又被确认了“抗战老兵”的资格，得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和关心，确立了我们的历史地位，我已毫无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