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谭晓琴 摄影 周利和
夜晚，当读到这段文字时，我难以平息自己激动的心情。“2013年7月4日，纪念“七·七抗战”76周年前夕，民政部发文，决定要优抚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这对于老兵来说，不仅意味着他们将在暮年之时，能得到经济上的救助，这更是一份精神的慰藉，是对他们为国家、为民族所作出的牺牲和历史贡献的一种认可和尊重。我就这样走进了这群老兵当中。
钟恒寿，现年94岁，1920年3月5日出生，居住在大围山镇都佳村。经近1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大围山镇，老人的儿子在镇桥头迎接我们。很快我们就来到了都佳村，乡间小道的四周种植着各色蔬菜，一座泥砖平房映入眼前，院子里一个老人在不时地张望，他在等待我们的到来。
钟大爷精神矍铄，腰板硬朗，总是乐呵呵的，笑起来下巴颏高高地翘起，因为嘴里没有几颗牙了，嘴唇深深地瘪了进去，但这样更让我感觉到他的慈祥。他拉着我的手，邀请我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老人的儿子端上茶和水果，很快的钟大爷封存了几十年记忆的大门悄悄地打开了。
大树绿荫婆娑，摇曳着，仿佛在讲述着当年抗战的故事。阳光透过树荫撒在我们身上，感到温暖而祥和。
钟大爷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记忆明显的不强了，耳朵有点聋，但提起抗击日寇的历次战役，犹如昨日历历在目，一瞬间又带我们回到了悲惨、壮烈的战场......
“1940年那年，我刚满20岁没几天，记得那天我正在家里修农具，保长张滔带领甲长李若生还有保安兵陈七等四人，突然冲了进来，用箩绳把我捆住，不由分说就将我带到了东门镇公所，关了一夜。当时，我的母亲哭着、喊着在后面追赶。”钟大爷回忆，当时跟他一样关在里面的还有很多人。在东门镇公所关了一晩，被押送至浏阳县城，训练了20多天后，就从湘潭过江到了湘乡。在湘乡训练了半个月，他被编入58军第7团，成为一名士兵。随队伍步行到江西，由于长时间的步行，脚板起了很多泡，可还是要走，到最后不是走，而是跑步前行经慈化、黄茅到万载，几天后他们转到奉新县第7团的一个驻地，开始上战场打日本鬼子。
当问及老人，想不想偷偷跑回来。他说想啊，怎么会不想。可是不能啊，当逃兵被抓后是要就地枪毙的，再说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总要有人冲上前去，生死听天由命吧。
我一下子就被老人折服了，就是这样一群普通人，不论他们愿意与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他们用生命筑成了长城。
“那时候，早上7点就起来训练，每天三操两讲，无论是刮风下雨，都要训练。记得在受训时，第一次拿到枪，长官用眼神逼视着问我们：枪是用来做什么的？
“保，保护自己。” 钟大爷憨憨地笑了一下，“我当时就是这么回答的。”
“‘错，枪是用来杀人的！’长官严厉的说道，‘从枪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一把用于杀人的武器。’”老人停顿了，良久，才回过神来。或许他不愿意再回到了那个战争的年代。
钟大爷当时一下子就愣住了。杀人，这是他二十年的人生生涯中从未考虑过的事情。可你不杀人，人就杀你，当时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了多少弟兄？又有多少姐妹遭受他们的凌辱？队伍中不知谁喊了一声，“杀死日本鬼子，为兄弟姐妹报仇！”一下子受训队伍喊声一片，大家的血性一下子被激发了。就在那一刻，钟大爷没有了被抓壮丁时的报怨，心中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杀死日本鬼子，为兄弟姐妹报仇。”队伍传来了一遍高过一遍的喊声。大家拳头紧握，在空中挥动着。
后来老人随队伍在奉新呆了一年，第二年转到高安县，在高安打了好几仗，仗打得最多的一座山头叫“羊牯佬（音）”当时羊牯佬是双方争夺的重地，鬼子抢过去了，他们又夺过来，反反复复，战斗异常激烈，食物无法供应，几天几夜都没得东西吃，他们就刨地里的萝卜根、红薯根充饥。
在羊牯佬山上，由于有山体的遮挡，鬼子的山炮、野炮、平射炮很难发挥作用，但鬼子的飞机对他们的威胁很大。由于要抢羊牯佬，鬼子每天都要出动飞机。敌机呼啸而至，他们的阵地一下子就被炸得昏天黑地，弟兄们死了很多，满地都是血糊糊的断臂残肢、人头和躯干，光秃秃的树枝上溅满血污，晃晃荡荡地挂着死者的肠肺。刚才还并肩作战的弟兄，眨眼间竟成了一摊碎肉。看着蝗虫样的日军气喘吁吁地爬上山来，当时班长姓李，抓起身边的一挺机枪扫射起来。他们都杀红了眼，对着鬼子射击，成群的鬼子像日落时的潮水一样哗地退了下去。鬼子见冲锋受阻，便再次出动飞机进行超低空扫射、轰炸，后来日机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片片相连，整个阵地瞬间便被烧成了一个大火山……
钟大爷叹息一声：“我们还算好的，至少还可以躲，听说其它地方，鬼子还放了一种乳白色的气体，人体接触后，皮脱肉掉，几个小时之后即会变成一副骨架。”
钟大爷说到这里，一时哽咽，眼睛湿润了，我知道他在怀念他牺牲的弟兄们。
“后来，我军奉命调防，我所在部队具体驻扎哪里不记得了，只晓得是个据点。”
那是1941年的一个早晨，他们在一个叫大金街(音)的附近重创了鬼子，击毁汽车１0余辆。“你不知道，我那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鬼子的军车，还是被我们击毁的，哈哈！”钟大爷满脸喜悦地说。
之后的战斗也很惨烈。每天都能接到命令，那天接到命令，说鬼子在攻打长沙时，遭到了猛烈地攻击，无力抵抗，向他们驻守的方向逃窜，命令他们部队进行截击。在遭到他们的围追堵截后，鬼子伤亡很大，看到在这边占不到便宜，鬼子就想要攻打另一个地方。有十多架敌机对他们的阵地和那个地方的城区进行了轰炸，并放了毒气……
“当时真的太惨了，太惨了。”钟大爷泪流满面，用手摸了一把脸，喃喃道。为了能很好地打击逃窜过来的鬼子，他们被分编成袭击队，潜伏在鬼子逃跑路线的两边。在天还是蒙蒙亮的时候，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逃窜过来的鬼子先头部队。李班长带着他们一起冲杀。
“和鬼子拼刺刀了吗？”我激动地凑到他耳跟前大声问。
“对，是拼刺刀。我们人多，周围还有很多潜伏小组，鬼子的先头部队就百十来个人，鬼子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乱成一团，他们的人马还互相践踏。由于有长官和我们当兵的一起冲杀，我当时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怕，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对着鬼子就猛刺。其实鬼子拼刺刀的技术比我们强，还好当时他们是被打懵了，还没来得及组织反抗，打完后，还是有点后怕。那一次伏击，打死了很多鬼子，缴获了很多鬼子的用品、武器。
“您老后来又打了哪里？”
“没打了，回来了。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李班长派我和另外一个弟兄送信到连部，在山上碰见了鬼子，于是在山上躲了两天。当地的老乡说我们的连部已过江了，我和那名弟兄就找老乡要了块木板和一架木梯准备渡江，由于只能坐1人，我就一个人先过江，当准备再找些木板去接那名弟兄时，发现对岸来了很多鬼子，我赶紧躲在水里，躲了很久。上岸后，赶紧又躲进了岸边的一片竹林，在竹林里又躲到下半夜，发现没有鬼子了，才从竹林出来。那个弟兄也不知是死是活，我只好一人去找连部。找了两天，没有找到。于是，我就装哑巴，在当地打短工，推着辆棉花土车翻山越岭，于1942年端午后回到家乡。”
当我问老人现在缺什么就说出来时，他大声回应，“现在的生活，在过去我想都不敢想，我很知足了，感觉很幸福。”这时老人的儿子告诉我，在城里工作的孙女，多次要接老人去城里享受，都被他拒绝了，他已习惯了这种简单而平静的生活。
在经历近无数个风霜雨雪之后，曾经的抗日勇士们已经从当年的热血青年变成垂暮老人。对于这些当年曾经置生死于度外，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来说，享受生活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他们害怕的是被冷漠和遗忘，他们需要的是被认可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