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好多年不曾拉二胡了，但每当听到二胡那如诉如泣、温厚深沉的音调，就要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念及当年苦难，眼中或许有泪，但当岁月像长流的溪水慢慢清洗和抚平了伤口，渐渐留给我更多的是一种温馨的回忆。

小时候，我们一家住在一个很大的工厂家属宿舍里，说它大是因为这个院子一张大门进去后里面有4个大院落，共有一百多间房间，据说这里曾是长沙有名的大恶霸柳森严的府第。解放后，柳森严被镇压，房子充了公，然后成了这家国有企业的职工宿舍。一百多间房间，蜗居着一百多户家庭。我的父亲在这家企业里做会计，企业后来也给我父亲分配了一套房间。我们家一搬进这个大院落里，就显得特别突出，这不单是我父亲的特殊身份，还有父亲与大家不同的外省口音、父亲的严峻与儒雅，以及我们兄弟姐妹在父母影响下显得比院子其他孩子更有礼貌更会读书的特点。

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小时候深得得父母哥哥姐姐的宠爱，特别是父亲，40多岁才得了我更是疼爱有加。我们兄弟姐妹都会读书，每个人都是班上数一、二的成绩，每期末，我们都要捧着奖状回来，家里的墙上，挂满了我们的奖状，让宿舍邻居总对着我母亲称羡不已。

 平静的日子记不得是哪一天被打破，那天早上起来，宿舍大门口的墙上贴了一张盖有工厂公章的公告，说我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要宿舍全体工人阶级时刻监督（多年后有关部门为我父亲平反时函告我们：按我父亲的少将级别应是属于统战对象不能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可能是单位的误定，今后我们填写家庭出身应改为“干部”。这个荒唐的误定整整害了我们兄弟姐妹十几年啊）。从此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就进一步掉入了深渊。

少不更事的我还是和宿舍的小伙伴们玩在一起，但只要出现了小小的纷争，调皮的孩子就要骂我“反革命”，气得我哭着跑回家，我记得最爱骂我的是一个名叫朱幸福的和我同年的男孩子。有天，朱幸福又骂我“反革命”、“狗崽子”。我跑回家，向正在做饭的哥哥哭诉说：“哥哥，幸福又骂我”。这回哥哥牵着我蹬蹬蹬就到了朱幸福家，对他爸爸说：“朱伯伯，要你家幸福不要再骂我妹妹了，她太小了受不了，要骂就骂我！”话未说完，我的哥哥便止不住眼泪直流，他不愿让别人看到他流泪，不等朱幸福的爸爸回答，转身牵着我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哥哥对我说：“佩佩，今天你别出去玩了，哥哥出去一下，你在家等我回来好吗？”。

天快黑的时候哥哥回来了，显得有点疲惫的哥哥脸上满是神秘，他说：“佩佩，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他从身后拿出一把新二胡。

  我问：“哪来的，这二胡干什么？”

  哥哥说：“我要让你学二胡。”

  我很兴奋：“那哪个教我呢？”

   “我教，”哥哥又拿出一本《怎样拉二胡》的书，“我可以对着书教你。”我亲爱的哥哥啊，为了不让我再出去遭受欺侮谩骂，那天他出去推了一天板车，赚了二元多钱，花一元八毛钱给我买了一把二胡，花三角四分钱买了一本怎样拉二胡的书。

从此，哥哥这位从没拉过二胡的人就当起了我的二胡老师。我们家的孩子读书都是数理化成绩特别好，我记得多年后我入中学刚好是我哥哥7年前呆过的同一所中学，老学究一样的数学老师朱老师走到我跟前问我：“贺绍佩，贺绍倜是你什么人啊？”朱老师是看到名字很相近就来问我的

 我说，“他是我哥哥。”

 朱老师长叹一声：“他是我成绩最好的学生啊，可惜出身不好。”

 数理化特别好的哥哥，在苦苦钻研了教本后以一种数理化的方式开始教我了。

首先是练习运弓，哥哥说，“把大臂当做动力臂，小臂是阻力臂，运弓要用动力臂带动阻力臂。”

“弓和琴杆要始终保持45度角。”

“手指按在琴弦上的印线要是45度而不能是平行的线。”

……

多年后，我也教了不少二胡学生并送进了大学，我发现当年哥哥独创的这些理论教学生真是特别好。就这样，也许是我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被哥哥挖掘出来了，也许是照着教本按部就班的学习方法正确，再加上我的刻苦，我的进步很快，教本上从练习曲到小乐曲我都拉得像模像样了。哥哥又不知从哪里借来留声机和二胡独奏唱片，关起门一遍一遍的让我听，增强我的乐感，那些独奏曲当时可是被称作封资修的东西，要冒着风险躲着听，我对着乐谱上标记的指法和唱片上听来的韵味苦练，慢慢独奏曲也拉得蛮好了。小小年纪二胡拉得那么好，好自豪啊。哥哥的同学总是结伴而来：“听贺绍倜的妹妹拉二胡去。”我大大方方地当众演奏，获得一片赞扬。完后他们总是不相信地对着我哥哥：“你教的？不可能吧？”

哥哥一脸骄傲：“就是我教的，我不会拉二胡只会教二胡。”

 哥哥教我的二胡开启了我的另一道门，进中学了，本是黑五类狗崽子抬不起头的我，因为会拉二胡，立刻被学校宝贝一样地收进了学校文艺宣传队，文艺队集中住校，当别的同学在挖防空洞的时候，我们或者在排练或者被各大厂矿接去慰问演出，我还登台独奏。

 我们三中文艺宣传队在长沙市小有名气，中学毕业了，北京的部队文工团到我们文艺队来挑选文艺兵，能拉二胡还能跳舞的我一下就被他们看中，考我二胡演奏时，我听见一个可能是乐手的解放军叔叔在说，这小姑娘琴拉得很正规，一看就是学院派科班的。考完后他们问我：“小姑娘，在那个学校学的?”

   我说，我没进过学校学，是我哥哥教我的。

  “你哥哥是二胡老师？”他们问

  “不是，他不会拉二胡，他是照着教本教我的。”我如实回答。

  “有这样的事？”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奇迹，简直是奇迹。”他们连声说。

 是奇迹，我在心中默默地说，哥哥，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对妹妹深厚的爱让你创造了奇迹。

 几位解放军考官对我很满意，但说还要政审合格才能决定是否录取。一听说政审，我就知道我没什么希望了。

 几天后，一男一女两位解放军同志到了我家，他们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我说：“小姑娘，你政审本人表现很好，但家里问题太大，不能录取你了。”那位解放军叔叔可能是真情流露吧，竟然没顾忌我一个未成年孩子的承受能力，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哎！可惜了，你父亲断送了你的前途啊。”

 一边是穿军装到部队当人人羡慕的文艺兵，一边是没人要只有下农村一条路。面对命运这么巨大的落差和残酷的现实，我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女孩子，可能是遭受的打击已经太多了吧，竟然没有表现出撕心裂肺的痛苦，只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轻轻地向两位解放军说了声谢谢，目送着他们离去。

 我们学校文艺宣传队，因为集中了一群按现在说法是美少年美少女吧，很是引人注目，同学们开玩笑说，我们文艺队都是高干子弟，只是要不是共产党的高干就是国民党的高干。当然，主要还是共产党的高干，只有我们三四个同学是国民党的高干，1969年那年中学毕业，我们文艺宣传队出身好的基本上都被部队文工团录取，穿上军装，开始他们灿烂美好的人生，而我们三四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只能回家去做下农村的准备了。

 从学校出来后，那时我的哥哥姐姐全部下农村，父亲被关牛棚，妈妈病重住院，居委会三天两头来催我赶快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下农村，我独自一人顶着种种压力照顾着病重在床的妈妈，那些噩梦般的日子里只有这把二胡能带给我些许欢乐。我们几个会乐器的“狗崽子”常常偷偷聚在一起搞“音乐会”，那些或忧伤或静谧或田园或欢快的世界名曲给了我们这群深受精神伤痛的少年好多抚慰啊。

 我又被省市多家文艺单位看中，但当年，文艺单位是属于所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单位，对家庭出身有严格要求，我无数次被文艺单位欣喜地录取，又无数次被他们无奈地退回，有些单位如湘潭市歌舞团和省木偶剧团我甚至已经在那里上了一两个月班，最后还是政审过不了关只能走人，把乐队指挥气得哇哇直叫。

 不过，最后还是因为二胡这个手艺让我找到一份工作。1971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株洲县文工团看中，因为我的出身按规定不能录取，他们不愿放弃只好专门向县革委会汇报，株洲县革委会主任，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一位很有气魄的山东军人说：“一个这么年轻的娃娃有什么错？我担了！”亲自批准，费尽周折将我招到了株洲县文工团。从此，我从文工团到文化馆，先后干了20多年我喜爱的文艺文化专业和管理的工作。

 这之后，我又学了多种乐器，我的专业也由二胡改为了琵琶，也许是从入门起哥哥给我打下的良好基础吧，以后我学习任何乐器除了比一般人刻苦，我还都首先要搞清楚正确的方法，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的琵琶老师那时常说，贺绍佩理论特别好，方法特别正确，又有惊人的毅力，因此进步简直是神速。

 我的哥哥仍然不会拉二胡，但一辈子爱听二胡，聪明智慧的哥哥后来是一位很受人尊重的预决算工程师，哥哥永远是那么仁厚那么淡定。但只要见到哥哥，我就会想起当年他不无自豪地说的一句话：“我不会拉二胡只会教二胡。”世界上会拉二胡和会教二胡的人不计其数，但也许只有我的哥哥是唯一的一位“不会拉二胡只会教二胡”的人。

哥哥教我拉二胡也同时教给了我在逆境中不退缩，在顺境中不得意，让我一辈子受益无穷。 （贺绍佩）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