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在抗战胜利近70周年之际，本报将陆续刊登抗日战争回忆文章，挖掘那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寻找那段承载了痛苦、死亡与热血的民族记忆。本期推出88岁抗战老兵吴淞参加“常德会战”的传奇故事。
　　“还有活着的吗”
　　“还有活着的吗？”声嘶力竭的暴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惊起任何回声。
　　21岁的吴淞，拿着孟连长给他的一支从阵地上缴获的三八大盖步枪，对着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一阵猛射。伴着硝烟和尘土的味道，吴淞摸了摸自己身上的血渍，悲愤地对着阵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战友的遗体，大声吼着。
　　没有任何回应，空气在此刻像是凝固了一样的死寂。
　　不知过了多久，有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又过了很久，又传来一阵更加微弱的声音。前者是驰援常德的第十军三师九团三营军官唐振南，后者是战友赵清福。三人会合到一起后才发现，除他们以外，三营再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
　　三人放声哭吼，惊天动地。
　　“还有活着的吗？”当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断喝，再现在当下热播的反映常德会战的影片《喋血孤城》中的时候，尽管已穿越大半个世纪的时空，这悲壮的一幕依然摧人心魄。
　　67年后，已经出家，法号释来空的吴淞老人，在常德会战故址乾明寺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斋舍里，接受了采访。对当年发生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老人仍然记忆犹新。
　　“单是从孤峰岭到老码头，就有1400多具战友的遗体。”老人说，当时人死得多，已经不紧张了，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量多杀一个日本鬼子。
　　孤峰岭是常德德山公园的一处高岭，树木葱翠，现仍是很多游人必到的地方。老码头是公园脚下临河的一处码头，两者相距仅有数百米。在当年那场惨烈的德山争夺战中，从衡山驰援常德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预10师（孙如瑾部）、第3师（周庆样部）、第190师（朱岳部）损失惨重。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常德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场异常惨烈的保卫战。中国军队仅以8000余兵力，对抗日军数万人。1943年10月下旬，日军企图打通粤汉线通道，控制湘黔铁路，威胁中国大西南地区，并进而配合其东南亚地区其他军事行动，从湘北、鄂西、赣北和皖南调集共约10万余兵力，进犯常德。
　　11月中旬，日军对常德形成了包围之势，守军57师余程万部8000余官兵作殊死抵抗，至11月下旬，除500余人仍在战斗外，其余将士悉数阵亡。
　　吴淞当时所在部队驻扎在衡山，为支援常德战场，该部接到命令急赴常德援战。吴淞作为负责统计弹药、卫生器材以及军粮消耗情况的第九战区兵站总监中尉参谋，随同部队驰援常德战场。
　　“从衡山到常德有300多公里路程，不能坐车，不能生火做饭，不能睡觉。”吴淞说，当时的公路已经破坏（为防敌人奔袭而破坏的），三个师的部队只能走山区小路，昼夜行军。“为了解决不能生火做饭的问题，部队出发前，在大米里加少量的油将米炒熟，像灌香肠一样，灌在细长的米袋子里背在身上，饿了就吃一点，渴了就在能见到的有水的地方（有时候是池塘，有时候是小溪）找水喝一下。”
　　经过四天三晚的急行军，11月27日从衡山出发的三个师全体将士，于30日凌晨到达常德，除一部分参加常德汽车南站的争夺战外，其余的全部被调往乾明寺附近参加德山争夺战。
　　步枪打飞机的铁血传奇
　　在刚刚上映的《喋血孤城》影片中，有一组催人泪下的镜头。一个重机枪连长，接过死去战友手上的机枪，对着低空飞行的敌机猛射。低空飞行的敌机，将这个连长打得血肉模糊，镜头惨烈异常。
　　“这个人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指挥员，我是亲眼看到他殉国的，当时现场的惨烈悲壮场景，远胜今天的电影镜头。”吴淞老人说。
　　1943年12月3日，德山争夺战打响。趁着日军飞机扫射的空隙，吴淞所在部队进占德山。
　　由于吴淞不是一线战斗员，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和军粮的消耗情况，掌握情况后好及时向上级汇报，所以上级只给其配备了手枪，而没有配备步枪、机关枪等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手枪的作用只有两个，一是近距离射杀敌人，二是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自杀免作俘虏。”但随着战斗的打响，阵地上已经分不清谁是一线战斗员，谁是后勤管理员了，情急之下，吴淞向孟连长请战，要求配备重武器。
　　“孟连长当时就从缴获的敌人武器中，拿了一支日军三八式大盖步枪给我。我拿着枪就开始打，到底打死多少日本兵，我也不知道。”吴淞称，由于自己平时主要是从事通讯、物资管理等工作，杀敌的机会不是很多，第一次开枪还是有点紧张，但到了战场，看着到处都是死人，反而不紧张了。
　　就在他拼命杀敌的时候，异常悲壮的一幕出现了。“第三师第九团团长张惠民，本来是可以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的，并不需要出现在战壕里。但这个来自山东的大汉，看到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气焰十分嚣张，就从指挥所里跑出来到战壕边督战。”吴淞说，他当时亲眼看到张团长站在战壕边，被敌军的飞机击中，从上到下全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几乎分不清哪是哪了！”
　　看到自己的团长被敌机击中，三营重机枪连连长封全善，从士兵手中接过一支步枪，跳上壕沟，对着敌机的油箱一阵狂射。“我知道他当时的目的是想打中飞机的油箱，从而致其爆炸，但由于敌机飞得太低，有三个呈品字型发射孔火力十分猛烈，封连长被炸成血人，当场殉国。”
　　说到这里，早已遁入空门不问世事的88岁老人吴淞，眼眶内闪出了泪光。接下来的描述，更让人感叹人性中最为凄美坚韧的品格。“封连长牺牲时年仅22岁，刚刚结婚不到一年。
　　当我战后回到长沙，告诉他的妻子贺素琴时，贺当场昏死过去了。此后直到1989年我再联系上她时，已经步入老年的贺素琴仍是孤身一人，终生未婚。”
　　吴淞说，他最近一次联系贺素琴老人时，已经80多岁的老人仍在清贫中生活，所不同的是，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已是疾病缠身。
　　“为一年多的婚姻，枯守一辈子的爱情，贺素琴老人让我敬佩。”
　　老年出家只为替战友超度亡灵
　　192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市化龙池的吴淞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名叫吴文达，早于吴淞参军。在参军以前，吴文达是湘桂铁路板塘铺工务段的职工，在目睹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平民区的惨状后，1941年毅然辞职参军抗日。
　　1943年秋天，吴文达奉命破坏敌占区陇海铁路，不幸被驻蚌埠日本宪兵队抓获。上级当即组织营救，由当地群众联名具保，证明其系贫民身份，因生活穷困检煤渣被误认为破坏铁道，日军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为笼络人心，将吴文达释放。
　　“没有想到的是，日本鬼子在释放我哥哥的时候，却强行给他打了一针，回到家乡38天就死了。我们怀疑，这就是当时用于常德的细菌战一类的细菌病毒。”
　　得到胞兄被日本人害死的消息，是吴淞从常德会战的战场回到长沙之后的事情。国恨家仇，让吴淞在此后的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会战中，更加不顾性命地奋勇杀敌，频立战功。
　　1949年12月，吴淞从贵州坐邮车回到长沙，并先后在湖南省工业厅经理处和建设工程处工作。吴淞与前妻共育有六个子女，最长者已60多，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他们都已经退休了。”
　　1998年，已经儿孙满堂的吴淞老人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家剃度，清静修为。吴淞在遍访全国各地的古寺之后，这一年12月在益阳栖霞寺剃度出家，法名来空。
　　吴淞早就知道，当年的常德德山争夺战，就是在著名的乾明寺进行的，但此时，该寺已毁损多年，他只好前往同在常德的另一著名古刹——石门夹山寺当了一个比丘。2005年，乾明寺修复，乾明寺的方丈就是夹山寺方丈同一人。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就立即提出，要到乾明寺来清修，得到了同意。这一年，我就来到了乾明寺。”
　　时隔60多年后重返旧战场，吴淞老人百感交集，在到达乾明寺的第一天，他就去当年埋葬战友们遗体的地方，寻找坟墓，但时过境迁，当年的山山岭岭早已变了模样。
　　2010年9月11日上午，吴淞老人站在杂草丛生的斋舍前面，注视着不远处的青松翠柏，喃喃自语：“找不到了，都找不到了……”
　　“我现在住在这里，梦中总是出现当年战斗的场面。”吴淞老人说，经过68天的惨烈战斗后，日军伤亡达4万余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所知道的知名将士阵亡的就有上十人，如暂编5师师长彭士量、预10师师长孙明谨、15师师长许国璋，3师9团团长张惠明、57师柴团长、预10师参谋处长陈飞龙等等。”
　　据吴淞介绍，只有营级以上阵亡将官才被用民船运往长沙，连级以下全部就地掩埋。“由于死亡的战友太多，根本没有办法逐一埋葬，往往是很多人就埋在同一穴里，所以这座山上，到处都是战友们的亡灵，我来这里，就是想为他们超度，让他们早日升入极乐世界。”
　　早已超脱红尘的吴淞如今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前后两间斋舍，合共不过五平方米，前间为一张一米余宽的简床，一张陈旧的小书桌，和两张同样简陋的陈旧沙发，后间则为老人的佛堂。
　　根据寺院的规定，70岁以上的僧人，可以不参加早课，而在自己的斋舍打坐念经。
　　尽管如此，年届九旬的吴淞仍然坚持每天4时准时起床念经，6时左右吃早餐。白天如果有佛事，就做佛事，没有就打坐，下午4时开始，做一个小时晚课，9点止静（睡觉）。
　　一生磨难的吴淞，至今身体硬朗，生活自理。偶尔感觉严重不适时，也会回到长沙的子女家中静养一段时间，但只要身体好一点，就一定会赶回寺院。
　　“12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在寺庙的生活。”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说。

(朱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