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果

  今年8月初，笔者随湖南省抗日战争文物保护与开发课题组一行，来到湖南省岳阳市大云山调研。在一块巨石上，国民政府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于1942年秋题写的“三战三捷”摩崖石刻，耸立在眼前，每字占地2平方米，这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长沙会战中三战三捷而立的纪念碑，现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是长沙三次会战胜利70周年，笔者搜集了一些资料，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三次会战

  抗战时期，湖南是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而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湖南处于日军南北夹击的威胁之中，长沙的战略地位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战略大后方——西南门户的战略要点。因此，当时中国尤其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湘北新墙河一线对峙。从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举世瞩目的“三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

  第一次会战：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等国的主要精力被牵制在欧洲，为日本夺取它们控制的南洋地区提供了机会。此时苏联已经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使得在日本的国策中，南进战略上升为主要地位。但日本南进，必须以占领中国为前提。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军内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的认识占了上风。于是，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呈报了一个进攻江南的作战计划，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这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从8月开始，日军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约10万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战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挫败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35个师，共22万余人迎战。

  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日军狂叫“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薛岳看到日军兵力分散的缺陷，采取逐步抵抗、相机转进的战术，引诱日军大胆深入，并在两翼伏击日军，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加之日军孤军深入，后勤保障不济，10月1日，日军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这次战役，日军志在必胜，但结果既没有占领长沙，也没有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中国军队取得了自抗战以来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态势的胜利。

  第二次会战：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缔结《日苏中立条约》。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美谈判已基本破裂，在这种局势下，日军决定发动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战役，以便腾出力量南下与英美在太平洋争霸。日军第11军调集10余万兵力和100余架飞机、数十艘军舰，还专门补充了数千吨弹药，合围长沙。中国守军以14个军，约30万兵力迎战。此次日军采取了中央突破的打法，志在必得。九战区司令薛岳一面紧急将部队调往湖南北部集中，一面下令部队采取灵活的迟滞作战，减少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日军尽量朝湖南东部的山地诱歼。

  9月18日，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自身伤亡较大，被迫退却。月底，日军一度攻入长沙，但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并且日军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同时，就在长沙战事危急时，第6战区司令官陈诚趁武汉日军南下湘北、兵力空虚之机，攻击宜昌。宜昌日军第13师团顿时陷入了四面围攻的险境，急电11军求援。因此日军被迫停止攻击长沙，在日军仓皇撤退中，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战后，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这样评述说：“日军此次在长沙的败仗，是日本作战以来最无效的一次策动”，“日军抄袭华军的钳形战术，结果为华军的钳形战术所击破；日军自称军力雄厚，但无论向何方推进，均被华军截断联络，时时都有弹尽粮绝的危险，因此不能不早日从长沙撤退了。”

  第三次会战：1941年12月8日，日本华南方面军的第23军，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为了配合英军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各战区对当面之敌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而日军也担心中国军队会支援驻港的英军，从侧背打击日军的后路，所以要求第11军先发制人，在湖南北部采取攻势。这样既可以配合第23军的香港作战，又可以给中国军队以严重威胁。第三次长沙会战由此展开。

  武汉日军第11军集中3个师团、1个旅团、3个支队（相当于营）及航空兵一部共12万余人再次向长沙发动进攻，中国第九战区13个军、1个挺进军、1个飞行大队等30余万人迎战。

  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其时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敌狼狈逃窜，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6000余人，俘虏139人，而我军伤亡28000余人，中国军队首次以敌军伤亡半数之代价取得胜利。日军承认“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在太平洋接连失利的形势下，长沙大捷引起较为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

  ■胜利原因

  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的总体作战指导思想正确，部队战术机动灵活运用得当。由于长沙地区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不利防御作战。为此，第9战区在进行长沙会战之前，总结了抗战以来历次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往会战分散兵力层层设防，与敌进行阵地防御战而被敌飞机重炮大量杀伤的呆板模式，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区域，再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可以说作战方针正确是此次会战胜利的前提。

  将士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抱着必死决心来战斗，精神可敬、勇气可嘉。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兵临长沙城下之时，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并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本人“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预定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而守城主力预10师师长方先觉更是效仿项羽破釜沉舟，将过江船支全部毁坏，誓死守卫长沙城，并预立遗嘱给妻儿，极大鼓舞着三军的士气，纷纷表示要“成则以功勋报国，死则以长沙为坟墓”。各守城军官都能身先士卒，带头向敌攻击，宁可战死也没有一名军官中途逃跑。这是确保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基础。 

  全民支持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薛岳担任湖南省主席后，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安民使人民安居乐业；“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粮、足兵、足智，并依此制定了“六民之政”，即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这些措施使湖南战时经济得到了相当发展，粮食连续获得丰收，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在修筑长沙防御工事的过程中，第10军得到了长沙市民的大力支持。长沙市民众踊跃捐献建筑材料，大力协助军队施工，有力地支援了军队作战。

  作战时，湖南民众众志成城，自发组织了16万多人的战时服务队，更多的湖南民众曾经放水淹良田，挖断所有的铁路、公路，“不准鬼子走湖南的路，不准鬼子住湖南的屋，不准鬼子食湖南的米”，坚决进行坚壁清野，当日军迷路时宁可牺牲，也不为日军带路。让日军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日军轻敌大意、孤军冒进，犯了兵家大忌。经过第一、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第11军团上下普遍轻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在距第二次大规模会战仅两个月，部队的补充休整尚未完成，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轻率发动第三次会战。在会战过程中，11军司令阿南惟几接到航空兵的侦察报告“中国军队已向长沙退却”，认为正是乘势攻战长沙的良好战机，于是独断专行临时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向位于纵深的长沙追击，于当晚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日军作战计划的骤然变更，使在第一线官兵疑惑不解，没有理解作战目的，士气难免受到影响。此外，日军进攻采取锥形战法，头尖尾长，联络线过长，补给困难，侧背空虚，易遭侧击、截击、包围，首尾难以相顾，伤亡较大。薛岳意识到日军采取攻势作战，部队疲劳，无法及时整补的弱点，及时抓住战机，以攻对攻，实施积极攻势给予日军痛击。

  ■会战意义

  长沙会战三战三捷，为稳定全国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次长沙会战是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大会战。三次会战中国军队胜利，日军败退，共伤亡10万余人，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远不如日军，伤亡13万人，多于日军。但中国军队三次将日军打败在长沙城下，并乘胜追击，收复岳阳新墙河前沿阵地，这不仅是鼓舞全国人民士气的大捷，而且是震惊世界的胜利。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扬言“一个星期占领长沙”，湖南军民英勇抗击，粉碎了日军的狂言，拒日军于岳阳新墙河防线之北达5年之久，为保卫湖南，保卫和建设西南大后方，赢得了宝贵时间，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长沙会战三战三捷，使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美、英等国开始援助中国抗战。当时美、英军队惨败，长沙大捷的消息无异于云开日出，整个同盟国一片欢呼之声！消息传到正在开会的美国国会，全体议员欢呼雀跃掌声如雷，中国从未赢得过如此由衷的感激与尊重。罗斯福总统贺电：“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并表示：“利用合众国国会现已批准的款项将从物质上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减轻武装入侵所造成的经济与财政负担，以及解决对于我们共同敌人进行武装抵抗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生产和采购问题。”因此美国政府以最快速度，通过法案拨给中国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政府也立刻通过给中国5000万英镑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