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11月，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进行了两个月的访问研究。这两个学术机构，前者在台北的南港区，后者在桃园县的中坜市，相距大约50公里，坐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我在台湾两个月，主要时间待在中研院，借助于中研院便捷的交通车（即班车）支持，不仅去了“中央大学”三次，去了新竹清华大学一次，还去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台湾大学三四次之多。初访台湾，感受颇多，这里择要谈谈在台湾查阅资料和近距离观察研究生培养的经验。

  极其便捷的资料查阅环境

  如果单从资料的总量和特色来说，北京、上海也许不在台北之下，很可能还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从利用的方便程度或实际可利用的资料来说，个人的亲身感受则是内地和台湾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了多年在内地查阅资料的费力经验，初到台湾，体验到如此方便的资料利用环境，真是感慨殊深：原来查资料也可以这么轻松！

  中研院各图书馆，按内地通常的说法是属于专业图书馆，但它们并不因此对外单位的人采取开放时间上的或身份上的种种限制措施：只要你持有效身份证件，无需介绍信，在门口换上阅览证即可入内阅览；需要复印的话，买上“影印卡”即可自行复印。因图书馆几乎全部开架，待在图书馆里真有遨游书海之感。平时看得较少的港台版书、外文书，这里搜罗尤为丰富。大陆的图书期刊也相当丰富而全面，一是由于大陆出版物总量远远超过台湾，二是由于大陆书价便宜，经济早已起飞的台湾，采购更是非常大方。晚清民国时期的原版报纸、图书、期刊，这里比较少，远远不能和北京、上海相比，但只要大陆出影印本，他们几乎全部购藏。

  台湾的近代史档案，以有关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为最丰富和最具特色。其他如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吴稚晖档案、近代史所的朱家骅档案以及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收藏皆相当丰富。近代史所档案利用方面，每个人一年之内所复印档案最多不能超过1000页，且每册不能超过1/2，同时调阅档案也需要提前填写表单。档案的目录在其官网均可查阅，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同时档案的电子化目前也在进行中。

    努力搜求资料举例

    中研院近代史所郭廷以图书馆藏有一套妇女史资料，可谓“特色收藏”。不独海内外图书馆收藏的大量近代妇女史期刊，被复制、装订，连《申报》、《大公报》、《北平晨报》之类报纸上有关妇女、家庭和儿童之类的副刊，也被复印、装订。为了便于读者利用，该资料还可提供一个星期的外借服务。因这些复制的妇女史资料全部盖有“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图章，我猜想大约是二十年前近代史所大力推动妇女史研究时，在基金会资助下搜罗的，后来有机会和有关学者交流，果然验证了我的推断。台北近代史所郭廷以图书馆还收藏了一部分《清华周刊》的复制本，我估计与多年前兼管图书馆的苏云峰教授有关，苏先生很可能是在写有关清华校史的两本著作时从海外复制了这些旧期刊的。十几年前我和苏先生曾多次通信讨论问题，可惜天不假年，这次访台已经见不到他了，这个猜想也无从验证了。

  我在郭廷以图书馆还发现了一套复制的大型资料书——《北京警察警务档案文献选编》，原书由北京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共71册，这里收藏的是复制本。从简体字的编者前言来看，属内部出版物，不公开发行。看到这套资料后，我立即用QQ给专门研究北洋时期京师警察厅的丁君发信息，她回复说尽管她在北京市档案馆查过不少档案资料，但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套资料！而且，在内地各图书馆并无收藏，丁君据笔者提供的线索，打了多次电话询问北京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没有如愿以偿。我们不由得暗暗惊服郭廷以图书馆搜集资料之用心。

  我有时登陆台湾各图书馆的书目查询系统，尽力把自己多年来因条件不便未能看到的资料一一搜索，还是颇有所获的。特别令我兴奋的是，我在台大图书馆找到了1928年新月书店版的《妇女解放新论》，很快将全书复制下来并加以装订。回北京时，我挑了一部分自己觉得特别重要的资料随身携带，这本书即在其中。这是研究潘光旦必须参考的一本书，因为潘光旦给这本书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对书中所阐述的思想观点极为赞同。据我所知，该书在北京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五六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去那里开架的过刊阅览室查阅资料，收获不小，但因复制费奇高我只能选择性地复制了一小部分；当时明知那本书对自己的研究重要，但因囊中羞涩，也只好忍痛放弃。近在咫尺的重要资料只能望梅止渴，不想却能在台湾轻易得到，这真是想不到的。其实，台湾并不以收藏这种老书见长，台大的收藏也只是中献拓方公司制作的复制本而已。我之所得，则是复制本的复制本。尽管是第二度复制，但足够清晰，这对于只想利用其内容的我来说，仍心喜异常。

  近距离观察研究生培养

  我很注意参观台湾各图书馆的学位论文阅览室，也曾在网上下载了一部分硕士论文。以前曾经读过一些PDF格式的台湾硕博士学位论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觉有这么几个特点：（1）程度比较整齐，不像大陆的硕博士论文质量极为参差不齐；（2）篇幅普遍比较大，硕士论文写上十来万字相当常见，写上几十万字出版专著的人也为数不少；（3）遵守学术规范，选题大小适中，有模有样。有一次和台北近代史所的游鉴明教授聊天，我提到了这个印象，很得她的首肯。她自豪地说：“美国人往往觉得学位论文不成熟，其实台湾学生写起学位论文来是很下功夫的，老师要花很多时间来指导学生。可惜好多硕士生毕业后不再做学问了。”说完她指着书架上的那些近期出版的硕士论文给我看，其中有台湾出版的，也有大陆出版的。在这里，我才知道从2011年6月起，天津南开大学侯杰教授主编的丛书“台湾硕士博士历史学术文库”，开始在山西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第一辑有关妇女/性别，共8本。侯教授十几年前开始与台湾学术界交流，除了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以外，还将台湾学者培养研究生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感到“我的学生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次大规模地出版台湾硕士博士论文，是想将台湾研究生培养的成果与经验惠及更多的青年学子。

  要想体验台湾的研究生教育，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走进课堂。10月11日那一天，台北是典型的“桑拿”天气，我和助教段君一起去台湾师范大学旁听黄克武教授的“中国思想史专题研究”课，那天出了很多汗，喝了很多水；从下午2点到6点，连续听了4个小时的课程，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启发，印象十分深刻。这门课程是读书讨论课，一学期上10次，以阅读专题文本的方式探讨中国思想变迁的重要议题，每次有一个议题，包含四五种文献，中文英文都有，有论文也有专著。课程要求如下：

  （1）学生必须研读每周指定读物，并撰写阅读心得，阅读心得（不超过三页，行距为两倍行高）应于每周一下午五时之前以电子邮件寄给授课教师，并参加课堂讨论。本课程无期中考与期末考，亦无学期报告，学期结束后需合并提交9次的报告。

  （2）如无法上课，必须事前请假，无故缺席超过三次，学期成绩即不及格。

  （3）学期成绩评分标准：上课出席、讨论；每周作业成绩，各占二分之一。

  （4）本课程欢迎旁听，然未曾修过课的旁听学生亦须提交作业。

  上这个课，并不是听老师讲和记笔记这么轻松，阅读、写作、出席、口头报告、参与讨论，五个环节缺一不可，还真是一份苦差事。上这门课的共有6名学生，其中5名硕士生1名博士生。硕士生中最活跃的数来自南开大学的交换生翟君。这门课是这样上的，首先由授课教师简略讲一下关于这次讨论主题的基本想法，以及为何选择这几种文献等，然后由助教综合评论这次读书报告中出现的问题，之后由每个学生报告，报告完毕后接受大家的提问和讨论。报告、提问和讨论结束时，这门课也就结束了。因为要让每个学生都有充分的展示和讨论机会，课程时间拉得较长，4个小时才能结束。

  说句实话，总体上来说，那次课程中各篇报告的写作和讨论水平大都不成熟。这一点黄克武教授一开始就提到了，说这个班学生报告的成熟程度不及上学期的那个班，大概由于这是研究生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程，学生们对于这种训练还缺乏必要的准备和适应。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一耐心地帮助学生分析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我记得，其中一位学生的报告写的是某篇论文的概要，加上一些自己的理解。黄克武教授提出，最好不要这样写报告，这样容易被一篇文章的视野和思路罩住，跳不出来，他建议整体阅读几篇观点和视野相异的文献，思考何以同何以异，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写出自己的思考。还有一位学生写的题目比较泛，笼统地说中国如何西方如何，最后得出结论说应该结合中西方的长处之类的。黄克武教授提醒这个学生，写东西一定要学会论题的specific（具体化）。我想，这种训练研究生的办法是比较有效的，如果缺乏针对性，学生未必有深刻的印象；但如果是针对他们自己的文章提出来的，下次写文章时就会注意和避免这些初学者常见的问题。

  天下大概没有几个人是天生的学者，学者的思维绝大多数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尽管我这次在台湾课堂上见到的研究生，他们的表现略显稚嫩，但我相信假以时日，经过三四年的细致训练，他们大致都能对学术思维要求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与掌握。台湾的硕士博士论文之所以能够有较高的质量，并不是由于台湾研究生的个人天资高于内地的研究生，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他们的训练比较得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