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10月10日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九100周年纪念日。当下，几个城市正在投入重金准备纪念这个百周年，其热烈程度令人关注。近一个时期，有那么一股暗流借着孙中山这块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招牌来抬高国民党，更有甚者，将国共两党的革命统统否定，无耻的吹捧“洋人朝廷”的清末政府和“天天混战”的北洋军阀，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惕。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分析、认识历史，恰如其分的评价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特将毛主席论论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选录呈现给大家，后面附录1966年11月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新闻报道，供分享。

1、 一九二五年《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2、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3、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给蔡元培的信

　　……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 　　

4、 一九三八年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5、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 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我在广东会见孙先生的时候，正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新纲领，已被通过于大会，那就是有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时还开始实行了以国共合作做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对内联合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名的“三大政策”，即建立于此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如像刚才读过的《总理遗嘱》开头一句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间，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然而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没有弃置其主义于不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新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 　　

6、一九三九年 战争和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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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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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九三九年 青年运动的方向

……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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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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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 　　

8、一九三九年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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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