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刘则永 

我是江西武宁人，所以名字里面有一个“赣”。父亲李烈钧，青年时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孙中山的感召下，1905年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其后，父亲参与了辛亥九江起义，任九江军政府总参谋长。后应安徽革命党人之邀，率兵光复安庆，被推举为安徽都督。时武昌形势危急，黎元洪一日数电，命父亲立即西上增援。父亲到武昌后，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与清兵激战，扭转了形势。后任江西都督，率先在江西九江打响了讨袁“二次革命”的第一枪。由于众寡悬殊，革命失败，父亲出走日本，创办浩然庐，收容亡命日本的同志。因为曾在云南讲武堂担任过教官，父亲又被孙中山派去云南，与蔡锷、唐继尧共同发起护国运动。护国运动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维护了共和政体，意义深远。父辈们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和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深受家风熏陶，立志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我生于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1933年。在幼年印象中，人们经常会在不同的场合问起父亲，到底他与蔡锷、唐继尧3人，谁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最大？父亲总说，作为革命党人从不争功，同时父亲总是将唐继尧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不是时任云南都督、掌握实权的唐继尧支持，从国外回来的他和蔡锷赤手空拳，如何能对抗装备和人数都占很大优势的北洋军呢？其实，在这次运动中，唐继尧的贡献固然不小，但父亲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父亲受孙中山的委派，从日本奔赴云南。当到达中越边境等待入关的时候，一直得不到唐继尧欢迎他到昆明的回复。由于事情紧急，最终父亲破釜沉舟，给唐继尧发电报说自己宁可冒着被捕砍头的危险，也要到昆明发动护国起义。唐继尧一看，只好下定反袁决心，派自己的弟弟唐继禹将其接到昆明，共同筹划大计。父亲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对当时举棋不定的唐继尧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幼年的我虽然对这些不能完全理解，但父亲那种不居功自傲、为国家民族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

随着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父亲四处奔走，呼吁全国上下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很少回家。全面抗战开始后，由于长时间地过度劳累，父亲患了脑血栓，身体行动不便，不得不淡出政治活动，只挂名国民党中执委。父亲共有10个子女，7个儿子，3个女儿。我是子女中最小的。父亲由于自己不能亲赴抗日战场，就将身边的5个儿子送去参军（彼时大儿子早年学医，已经在香港行医；我岁数小，还在读小学；都无法参军），3个读军校，2个参加中国远征军——父亲把自己的报国夙愿寄托到了儿子的身上。蒋介石为了褒扬这一爱国举动，特此送了题有“五子从戎”的匾额。

在我的幼年记忆中，家中来往的都是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也给了我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军人、国民党的影响。在昆明接触比较多的是李根源，因为住在他的家中。后来，我们全家从昆明搬到重庆，住到冯玉祥在歌乐山的公馆中。冯玉祥对父亲说：不要去蒋介石安排的地方，也不要蒋介石派卫兵，蒋介石的人都是特务，我给你派卫兵。父亲在重庆，来往最多的也是冯玉祥和他的部下鹿钟麟、薛笃弼、余心清等人。一次，在外出的路上，冯玉祥与父亲说：我们说话要小心点，隔墙有耳。冯玉祥白天去见蒋介石，但却打着灯笼，说重庆太黑暗了，看不见世道。父亲也预言：“安中国者必共产党也！”涉世不深的我，从父辈们的谈话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有了大概印象。

抗战胜利后，父亲把家搬到李子坝，离中共办事处不远。1946年初，父亲去世。国家为了纪念父亲的功绩，举行了国葬，蒋介石主祭。当时，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叶挺去家里吊唁。董必武手扶棺材说：“您老一生说过很多重要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宁为烈士魂，不做亡国奴’。我们铭记在心，一定将您的遗愿付诸行动。”

积极要求进步，全身心投入工作

解放前夕，一位乡亲，也是哥哥同学通知母亲，劝其乘最后一艘军舰去台湾，不要留在上海。母亲坚决不走，因为有过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直接接触，认识到“共产共妻”、“青面獠牙”这些词汇都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污蔑，加之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母亲让时年16岁的我与五哥李赣骅陪她留在上海，姐姐则跟随军舰到了台湾。姐姐到台湾后，曾在宋美龄手下工作，晚年则积极反对“台独”。

人民解放军很快就展开解放上海的攻势。上海解放后，解放军都睡在人行道上，不进居民及商家的门，不骚扰老百姓，与国民党的宣传简直是天壤之别，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很快，我所在的学校复课了，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市学生代表大会，每个学校按人数多少，派若干代表参加。我所在学校有一个名额，由于大家都不了解共产党、解放军，没人敢参加。我被自己的所见所闻鼓舞，自告奋勇表示愿去参加大会。学校上下都感到很诧异，有国民党背景的人竟然主动要求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会议，真是咄咄怪事！会议开了六七天才结束，作为学生代表，通过会上的教育及亲身经历，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又深入了一层。回到学校后，我很快被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发展进步同学入团，在学校成立了团支部，任支部书记。在解放后的短短时间里，我的身上已经汇集了学校里第一个学生代表、第一个团员、第一个支部书记等多个第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号召青年参军，我报名参军，志愿填写的是坦克兵、海军、炮兵，因为两个哥哥分别是坦克兵、海军，父亲则是炮兵。因为有100度的近视，参军梦想成为泡影，未能像父亲及几个兄长一样投身军旅成为我的一大遗憾。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俄文，毕业后准备安排从事军事俄语翻译工作。当时我学习非常用功，以至于做梦也在背俄文单字。三四个月后，我已经可以从事一般会话。后来，我又被安排到俄文医学系学医。

195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给苏联专家当翻译。苏联专家走后，我便转到中直第三医院（现北京鼓楼医院）工作，改作内科医生。同年，中央组织川甘康青四省边境工作团到藏区开展工作，工作团中有医疗队、电影队、歌舞团，我主动报名参加医疗队。按照分工，我主要在阿坝、甘孜、果洛等地，为缺医少药多病的藏族同胞看病。这里自然环境恶劣艰苦，语言不通，土匪横行，但我毫不畏惧，并通过刻苦努力，很快就学会了藏语，可以为藏族群众看病，不再需要翻译了。一次，藏族村落发生麻疹传染病，在我的及时正确救治下，几百人的村子没有死一个人。就这样，靠着专业技术和努力，我赢得了藏族群众的爱戴，他们还给我起了一个藏名“才郎多吉（长命富贵）”。

在藏区工作2年，我又回到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结业后到卫生部重新分配工作。当时的国家政策是，凡到边疆工作过的，可以随意选择工作地点。我选择了听从组织安排，来到了一所新兴城市的医院——河北省邯郸市的第一人民医院。很快，人们发现我这个外来医生诊断认真，态度又和蔼，都纷纷来医院找我看病。一次，当地发生了集体中毒事件，我担任抢救小组的组长。在关键时刻，我果断采用正确方法为患者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改革开放后，国家允许有海外关系的人士到海外探亲。1980年，我的两个姐姐从台湾、德国到香港，我向组织申请到香港会亲。经中共邯郸市委办公会研究，市委书记岳岐峰亲自拍板同意，给了我半年假。谁都没有想到，我只呆了两个月就回来了。由香港进入罗湖海关时，海关人员都十分诧异，当时只有要求延期回来甚至不回来的，像我这样半年假期只呆了两个月就提前回来的，还从来没有过。我提前回国在小城邯郸引起了轰动，被邀请作巡回报告，向社会各界介绍香港情况。由于我的汇报见解独到，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省电台得到这一消息，也把报告进行录音，以《李赣骝香港探亲记》为题反复播放。1981年国庆节，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项方针政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出这一新闻之后，紧接着播出了《李赣骝香港探亲记》。当时这些重大新闻都是有组织的集体收听，这一下，我成了全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名人，哈尔滨医科大学也请我回母校，短短5天作了7场报告。

在随后召开的邯郸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代表。紧接着，我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医生岗位，弃医从政，被选为邯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全市的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广播、体育工作。我踏上了新的人生路程。

加入民革，人生的舞台更为宽广

1981年，经过深思熟虑，我申请加入民革，成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为什么在8个党派中选择民革，这和我的家庭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十分敬仰孙中山先生。尽管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给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民革又与国民党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民革作为一个民主党派，高举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伟大旗帜，在新中国建立和建设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郑重向民革组织提出了申请。

改而从政后，我依旧十分眷恋自己的本职。即使副市长的工作再忙，也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出门诊，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来北京工作以后。

1982年，在老前辈孙越崎的推荐下，我出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不久，民革中央派贾亦斌同志对我进行了考察，1984年我被调到民革中央任副主席兼秘书长、执行局委员。这一次，命运之神展现给我的，是一个崭新的、大大的人生舞台。

对缺少党派工作经验的我而言，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工作还是比较陌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我不怕苦、不畏难，经常向民革老同志请教、学习。在贾亦斌、吴茂荪、宁光堃等老同志热情帮助下，我很快熟悉了机关工作，完成了又一次的角色转变。任职一届之后，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主动辞去秘书长职务，全力做好分管的社会服务和办学工作。

当时，全国民革组织纷纷搞办学，大部分省市都有办学机构，非常兴旺。整个社会也需要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民办教育。在我的积极推动下，民革用十几年的时间，大力开展技术培训、业余教育、职业教育工作，召开了多次全国办学研讨会，办学工作也得到政府部门的赞同和支持，进步显著。民革还把社会上有书画特长的人才组织起来，开展为社会服务的书画工作，培养人才，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扶贫方面，民革确定了贵州毕节、广西龙州两个扶贫点，纳雍扶贫工作成绩斐然。另外还与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方组织共同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扶贫工作。

1990年代以后，我又主抓祖统工作。由于历史原因，祖统工作一直是民革传统的工作重点，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不少成绩。随着两岸形势的变化，民革祖统工作由关心大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后代落实政策、促进实现“三通”问题，逐步转移到直接与台湾人士联系，促进彼此交流，增进共识。由于独特的家庭背景，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不仅自己感到得心应手，就连对方也对我比较信任，容易交流。除了热情接待来大陆探亲、访问者，民革还主动邀请退休国民党军政人员到大陆访问、交流。台湾人士回大陆探亲者逐渐增多，交流越来越频繁。我两次带团到台湾，与各方面朋友交流，亲身介绍大陆情况、国家方针政策，解除台湾的误解和顾虑。所接触的台湾人士，包括萧万长、梁肃戎、李焕、许历农等诸多“大佬”。

近年来，民革加强了与国民党基层人员和群众中代表人士，包括南部乡里长、县市议员、律师、医生、教师、校长、学生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沟通和交流，接触面越来越广，彼此的了解不断加深。经过多年的努力，民革开展的台湾青年大学生来内地交流工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规程，成为一个突出的特色和品牌。

民革的对外交流对象，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海外侨胞，其重点是美国侨胞及国民党海外组织。我多次带队出访华侨聚居的国家和地区，争取侨胞对祖国的了解。我亲自参加过莫斯科、柏林、维也纳、悉尼等地的华人社团组织的会议，广泛接触世界各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人士，通过深入交流，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和有关政策，交了很多朋友。很多侨胞解除了顾虑，回祖国参观交流。由于不厌其烦地反复做工作，国民党海外组织对大陆的态度明显改变，从不接触到接触、再到主动接触。新党组织海外兴中会也逐步转变态度，与大陆开展接触。原来一名顽固反对大陆的海外华人，经过民革耐心细致的工作，竟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成为海外使领馆开展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像这种事例，在我的工作中有许多。

如今，我已经从民革中央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希望能不辜负现在大好的环境和难得的机遇，力所能及地继续为民革事业、为祖国统一发挥自己的余热。（责编　卢淼）